传统孝道不可忽视！来看曾国藩的尽孝故事，感悟伟人的赤诚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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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悌卷

题解

孝悌，是中华民族最为悠久的文化传统。孝，是对父母的亲近敬爱；悌，是对手足的勉励关爱。孝悌，让原本单纯的生物学上的繁衍生息映射出人类文明的价值意蕴。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生生不息地繁衍、发展，其血液中流淌着关于“孝悌”的道德自觉。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人在最亲密的血缘关系中的道德自觉。由孝的认同、实践，才可能推扩出更多的道德之行。因此，“孝悌”是一个人最初的道德意识，也是一个家族、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能够生生不息的大道之源。

曾国藩年近三十，离乡赴京，从此便常年不能陪伴于父母身边。然而，他于饮食作息、一言一行、为人处世间，时刻铭记父母教导，并且笔耕不辍，撰写家书，向父母汇报生活状况。身在外，而心牵挂，从“事亲”到“事君”，终成就自身，表现出一位儒臣的拳拳赤子之心与大孝之行。
第一篇　孝始事亲

道光二十年庚子岁

二月初九日（1840）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大人膝下：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汉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纸行，不知已收到否？后于二十一日在汉口开车。二人共雇二把手小车六辆，男占三辆半。行三百余里，至河南八里汊[1]度岁。正月初二日开车，初七日至周家口，即换大车。雇三套篷车二辆，每套钱十五千文[2]。男占四套，朱占二套。初九日开车，十二日至河南省城，拜客耽搁四天，获百余金。十六日起行，即于是日三更趁风平浪静径渡黄河。二十八日到京。一路清吉平安，天气亦好，惟过年二天微雪耳。
到京在长郡会馆[3]卸车。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横街千佛庵。屋四间，每月赁钱四千文，与梅、陈二人居址甚近。三人联会，间日一课。每课一赋一诗誊真。初八日是汤中堂老师大课，题“智若禹之行水赋”，以“行所无事则智大矣”为韵，诗题赋得“池面鱼吹柳絮行”得“吹”字。三月尚有大课一次。
同年未到者不过二一人，梅、陈二人皆正月始到。岱云江南、山东之行无甚佳处，到京除偿债外，不过存二三百金，又有八口之家。
男路上用去百金，刻下光景颇好[4]。接家眷之说，郑小珊[5]现无回信。伊若允诺，似尽妥妙。如其不可，则另图善计，或缓一二年亦可，因儿子太小故也。
家中诸事都不挂念，惟诸弟读书不知有进境否？须将所作文字诗赋寄一二首来京。丹阁叔大作亦望寄示。男在京一切谨慎，家中尽可放心。
又禀者，大行皇后[6]于正月十一日升遐[7]，百日以内禁剃发，期年[8]禁燕会音乐。何仙槎[9]年伯于二月初五日溘逝。是日男在何家早饭，并未闻其大病，不数刻而凶问至矣。没后，加太子太保[10]衔。其次子何子毅，已于去年十一月物故。自前年出京后，同乡相继殂逝者：夏一卿、李高衢、杨宝筠三主事，熊子谦、谢讱庵及何氏父子凡七人。光景为之一变。男现慎保身体，自奉颇厚。
季仙九师升正詹，放浙江学政，初十日出京。廖钰夫师升尚书。吴甄甫师任福建巡抚。朱师、徐师灵榇并已回南矣。
詹有乾家墨，到京竟不可用，以胶太重也。拟仍付回，或退或用随便。接家眷事，三月又有信回家中。信来，须将本房及各亲戚家附载详明，堂上各老人须一一分叙，以烦琐为贵。
谨此跪禀万福金安。

解读

这一篇是《曾国藩家书》辑录的第一篇家书，也是曾国藩赴京沿途情状及抵京之后最初生活状态的真实记录。《曾文正公全集》中引《国史本传》，谓曾国藩“道光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庶吉士只是比较优秀的进士，而“检讨”则是低于翰林的史官。虽官职不高，但其人选都是“语言正当、学问优长”之人。正因如此，曾国藩才有机会可以进入京师为官。

信中曾国藩向家中父母主要禀报了去京途中的主要情状，一曰生活，二曰学业，三曰人际。乍看之下，觉得都是稀松平常之事，而这其中却显示了“孝之行”的重要意义。从行为的养成来看，“孝之行”是最能体现一个人孝心的行为方式。作为远行的儿子，首先应该在生活上让父母感到安心，此处曾国藩连租车的费用、房租等细小的事情，都仔细汇报，是让父母不必为子女的生活感到忧心。其次应该在学业、事业上做到踏实稳进，力争优异，这样才会让父母一方面感到子女有能力可以成就自己的人生，内心踏实，另一方面也感到骄傲。更深一层说，这种自我的实现，实则也是一种家族荣誉的继承，同时更是一种文化传统中“君子”理想的继承。子女在外学习或工作，有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学习踏实、工作努力，才会让父母少操劳一些。最后，曾国藩汇报了入京之后一些同籍京官的状况，既是一种汇报，同样也体现出他见贤思齐的状态。像何凌汉这样的京官，都是在当时非常有声望的前辈，他的辞世也让曾国藩唏嘘不已，同时提醒自己当保重身体。细看下来，生活状态反映了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能力，而学业、事业及人际交往，则反映了一个人的理想抱负、个人追求及社会认同。曾国藩离乡入京，虽有对父母的不舍与牵挂，但作为子女，他亦更了解父母的牵挂、劳心，因此由外在的生活行状的汇报，表达了内在的精神状态的丰沛，以便让父母不再为其操劳。这便是“孝之行”的真切表达。

更进一步，如果从儒家孝道的意义来看，曾国藩赴京为官，本质上也是“孝道”的实现。《孝经》中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意思就是一个人要行孝，不仅要亲事父母，而且还要忠事国家，从而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才是孝道的实现。我们以往都认为“忠孝”似不能两全，而通观曾国藩的这封信，则不难发现孝可以表现为忠，而忠最终也是对孝的完成。曾国藩虽离开父母，赴京为官，不能长伴于双亲左右，而这正是孝道的继续。入京，乃是为了事君，最终是为了立身，这些都是让孝的意义丰富起来。所以《孝经》中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开始于对父母的爱，这份爱不只有情感上的付出，同时也是责任的体现；孝的成全则是对世间的爱，事君之事，说到底是为了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是由对父母之爱推扩出去的大爱，也是更大的责任心。通过由事亲到事君的努力才能真正使父母感受到子女的孝心，这才是孝的意义。这个实现的过程，就不仅仅是在同一时空下对父母的陪伴，它同时意味着子女可以于更大的天地之中表达孝道。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子女离开父母是很常见的现象，一方面，孝意味着陪伴，子女应多陪伴父母；但另一方面，离家的子女更应重视孝心的陪伴，这种陪伴就是在个人的生活、学业、事业等方面做出一番努力，并及时与远在家乡的父母联系、沟通，让父母亲不仅不忧心于子女的生活，同时还可以从心底里感受到子女的努力是在用更多的责任去行孝。因此，曾国藩自离乡赴京为起点，三十余年笔耕不辍，无论寒暑，都坚持以家书向父母汇报生活、事业情状，实乃大孝之行。

注释

[1]汊：河流的分岔。又写作“溪”，参看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版本。

[2]文：量词，指小铜钱。清道光年间，白银外流加大，银价猛涨，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刘良驹奏称：“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几及两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一套篷车的花费也要七两白银。

[3]长郡会馆：湘籍同乡在北京设置的会馆，主要作为湘籍进京人士的聚集地。清时位于今北京虎坊桥附近。

[4]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版本为“算好”。

[5]郑小珊是曾氏的湖南老乡，同为京官，年长曾国藩近十岁。他精通医术，常为曾国藩家人诊病。

[6]大行皇后：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二等侍卫颐龄之女。道光元年（1821）入宫，十四年（1834）册立为皇后，二十年（1840）正月十一日病逝，年仅三十三岁。

[7]升遐：亦作“升假”，升天，是帝王去世的婉辞，亦指后妃等死亡。

[8]期：音jī。期年：亦作“朞年”，一年。

[9];何仙槎：即何凌汉（1772—1840），字仙槎，湖南道州（今湖南道县）人，《清史稿》有传，历任翰林院编修、顺天府尹、大理寺卿、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要职。“平生服膺许郑之学，而于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以文章道德系中外望者数十年”。逝世后，赠太子太保，谥文安。为官四十余年，为人刚正、品行端正，颇具声望。

[10]太子太保：官名，辅导太子的官职。清代是从一品官，但有衔无职，一般作为荣誉性官衔而加于朝臣。
第二篇　谨守父训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岁

五月十八日（1841）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自闰三月十四日在都门拜送父亲，嗣后共接家信五封；十五日接四弟在涟滨所发信，系第二号，始知正月信已失矣；二十二日接父亲在二十里铺发信；四月二十八巳刻接在汉口寄曹颖生家信；申刻又接在汴梁寄信；五月十五接父亲到长沙发信，内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诸悉祖父母大人康强，家中老幼平安，诸弟读书发奋，并喜父亲出京一路顺畅，自京至省，仅三十余日，真极神速。
男于闰月十六发第五号家信，四月十一发六号，十七发七号，不知家中均收到否？迩际[1]男身体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渐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则头昏。故常冥心于无用，优游涵养，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
九弟功课有常，《礼记》九本已点完，《鉴》已看至《三国》，《斯文精粹》诗、文各已读半本。诗略进功，文章未进功，男亦不求速效。观其领悟，已有心得，大约手不从心耳。
甲三于四月下旬能行走，不须扶持，尚未能言，无乳可食，每日一粥两饭。冢妇身体亦好，已有梦熊之喜[2]，婢仆皆如故。
今年新进士龙翰臣得状元，系前任湘乡知县见田年伯之世兄。同乡六人，得四庶常[3]两知县。复试单已于闰三月十六日付回，兹又付呈殿试朝考全单。同乡京官如故。郑莘田给谏服阕来京。梅霖生病势沉重，深为可虑。黎樾乔老前辈处，父亲未去辞行，男已道达此意。广东之事，四月十八得捷音，兹将抄报付回。
男等在京自知谨慎，堂上各老人不必挂怀。家中事，兰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楚善事如何成就？伏望示知。
即请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男谨禀

解读

这是曾国藩在1841年写给父亲的信，这一年也恰值曾国藩而立之年。信的内容主要是向父亲请安并一一禀告自己的生活情状。第一部分主要是告知父亲近期的通信状况及问候父亲由京返湘的旅程顺利；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则主要谈了曾国藩个人的日常修身及同乡京官的情状。对比曾国藩与母亲的通信，这封信在内容和情感上，都有很大不同，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对于父子关系的一种特殊理解。在《论语》中，孔子曾把“君臣父子”作为相互联系的关系加以讨论，父子之间既有血缘亲情所天然赋予的孝与慈爱，同时也有延伸至血缘亲情之外的对家族宗法之道的敬畏与遵守。早在周代，中国便建立起“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周王的王位和财产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周王其他的儿子被称为庶子。嫡长子继承王位，是为“大宗”；庶子被分封到王畿之外的其他领地，是为“小宗”。“嫡长子继承制”作为中国古代宗法封建制度的核心内容，不仅体现了“家天下”的观念，同样也规定了父子之间需要承担人伦之外的公共伦理。从这一点而言，父子的关系远比母子的关系复杂一些，“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要求，不仅是遵守孝道，更是对父权的敬畏与遵从。因此与父亲的通信里，曾国藩所谈多是涉及个人修身之道与从政之事的内容。

在第二部分中，曾国藩向父亲禀告家中概况时，提到了自己“谨守父亲保身之训”。“保身”即是爱惜身体，是儒家非常重视的德性之一。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是说每个人的身体都来自于父母，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让其有所伤害，是行孝的开端。曾国藩因思虑过密而导致伤神头晕，因此用冥想之功夫来涵养精神，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的身体受到任何损害。但这仅仅是“保身”的第一层要义。儒家重视“身体”，在“孝之始”之外，还有省身、正身、杀身、洁身之义，身体不仅是血肉之躯，更是一个人修身的载体和起点，承载着君子成德的主体特性。对身体的损害，不只是对某一器官的伤害，更是对追求君子之道的戕害。在生理意义外，身体还需要通过“由心统身”的“身心合一”、“由礼约身”的“身体力行”来实现其作为“人之形”的社会文化意义。因此，“身”向来备受儒家知识分子的重视。如在《孟子》中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修身之道，在《大学》中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功夫论要求等等。

在第三部分，曾国藩主要禀告了父亲离京后，湘籍京官的情况，这也是对他在京为官环境的陈论。清代官场礼节繁琐而复杂，结交其他官员的“应酬”之举更是官员升迁的法门之一。其中尤其重视同乡京官之间的关系与交游。在曾国藩写这封信之前，即同年的三月十四日，其父曾麟书入京。同籍的在京官员便邀请曾氏父子在西直门外极乐寺聚宴。就个人而言，外乡士人或以科举、或以举荐得以入京做官，在身份上虽有一种京官优于外官的得意，但由于京官数量之众，外籍京官欲获得升迁也需借助更多外力。而就整个国家治理的格局而言，外籍京官所形成的特殊团体，反映了中央与地方权力间错综复杂的关联。通过科举、补迁而由外省入京的官员，通常在资历上已有所积累，熟悉地方民情、治理之法，因而才有机会获得入京的机会。反过来说，京官外转也有利于中央对地方行政的了解与掌控。清代官员的内外流动，对于中央而言，不仅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同样也有利于中央对地方政治的了解与掌控。如顺治皇帝就认为：“京官习知法度，外官谙练民情，内外易历方见真才，故将翰林官酌量外转。”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同乡京官通过以乡土关系而聚集为小的团体，也有利于自己在本乡本族的社会影响，从而获得更多的支持。同籍京官作为外省官员赴京后所寻求的政治身份认同，是一种亚形态的“家族主义”。在同籍京官的交往之中，既存有乡土、血缘的情感认同，也可能出现专重权贵、公行贿赂等官场“潜规则”。

注释

[1]迩际：现在，目前。

[2]梦熊之喜：指生男孩。

[3]庶常：清代对“庶吉士”的代称。庶吉士是清代官职，清专设翰林院庶常馆，选拔优秀的进士及善书者，观政练习，相当于今日之实习。庶吉士在进入庶常馆三年后参加考试，再以成绩优劣，分别授予编修、检讨或给事中、州县官等职位。
第三篇　齐家之道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岁

六月二十九日（1841）

原文
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
六月初七日发家信第九号。二十九日早接丹阁十叔信，系正月二十八日发。始知祖父大人于二月间体气违和，三月已痊愈，至今康健如常。家中老幼均吉。不胜欣幸。
四弟于五月初九寄信，物于彭山屺处，至今尚未到，大约七月可到。
丹阁叔信内言去年楚善叔田业卖与我家承管，其中曲折甚多。添梓坪借钱三百四十千，其实只三百千，外四十千系丹阁叔兄弟代出。丹阁叔因我家景况艰窘，勉强代楚善叔解危，将来受累不浅。故所代出之四十千，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不特不敢明告祖父，即父亲、叔父之前，渠亦不敢直说。盖事前说出，则事必不成；不成则楚善叔逼迫无路，二伯祖母奉养必阙[1]，而本房日见凋败，终无安静之日矣。事后说出，则我家既受其累，又受其欺，祖父大人必怒，渠更无辞可对，无地自容。故将此事写信告知孙男，托孙原其不得已之故，转禀告祖父大人。现在家中艰难，渠所代出之四十千，想无钱可以付渠。八月心斋兄南旋，孙拟在京借银数十两，付回家中归楚。此项大约须腊底可到，因心斋兄走江南回故也。
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家中不必系怀。孙现经管长郡会馆事，公项存件亦已无几。孙日内身体如恒，九弟亦好。甲三自五月二十三日起病，至今虽痊愈，然十分之中，尚有一二分未尽复旧。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一餐，泡冻米吃二次，乳已全无，而伊亦要吃。据医云此等乳最不养人，因其夜哭甚，不能遽断乳。从前发热烦躁，夜卧不安，食物不化及一切诸患，此时皆已去尽，日日嬉笑好吃。现在尚服补脾之药，大约再服四五帖，本体全复，即可不药。孙妇亦感冒三天。郑小珊云服凉药后，须略吃安胎药。目下亦健爽如常。
甲三病时，孙妇曾于五月二十五日，跪许装修家中观世音菩萨金身。伏求家中今年酬愿。又言西冲有寿佛祖像，祖母曾叩许装修，亦系为甲三而许。亦求今年酬谢了愿。
梅霖生身后事，办理颇如意，其子可于七月扶梓[2]回南。同乡各官如常。家中若有信来，望将王率五家光景写明。
肃此谨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

解读

这封信是曾国藩写给祖父的家书，在曾国藩的家书中，长辈中最多是写给父亲的，其次是写给母亲及祖父的，可见曾国藩与祖父之间有着极其深厚的祖孙感情。曾国藩祖父名曾玉屏，以务农为生。虽然如此，曾玉屏注重子女的教育，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就由务农的父亲培养成了私塾教师，曾国藩作为长孙，更是受到了来自祖父和父亲的共同教育。

这封信从内容上来看，一是介绍了因为田产买卖而产生的一些小的误解，曾国藩要在此向祖父解释说明，以避免因为钱财问题而伤害了家族间和睦；二是简要介绍了曾国藩在京生活的境况，看起来也并非事事如意。

第一部分是向祖父禀明丹阁叔一方面为解楚善叔困境，另一方面考虑到曾国藩父亲家境况也很一般从而慷慨解囊，向楚善叔借钱四百千。事后，丹阁叔对此颇为担心，于是曾国藩写信说明。一来，如果事前就说出，可能会使得楚善叔陷入困境，无法赡养母亲；可是这样就存在着令曾国藩的祖父、父亲、叔父因此事受骗的窘境。曾国藩得知这事始末后，感慨于丹阁叔为成全楚善叔的孝心及对祖父的坦诚，原谅了丹阁叔的不得已，并将此事转告给祖父。更为重要的是，丹阁叔也并不富裕，他的慷慨解囊，也使得自己陷入窘境。曾国藩因此于京借钱，请带回去好还给丹阁叔。这件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却反映出曾国藩深受理学思想影响，在宗族情谊与钱财之间，更重视对于宗族间情谊的维护。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曾指出，“大家庭”是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基本群体，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扩大了的家庭”。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往往受到西方的影响，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大家庭”结构逐渐瓦解，似乎我们已经很难感受“大家庭”的氛围了，心里留存的就只有“小家庭”的观念了。小家庭，是一般意义上的因为生育的原因而组成的最小的社会单位。小家庭里最简单的组成就是父母和子女，如果是一个生了很多孩子的家庭，即便人口再多，那也是单纯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个关系简单的小家庭。然而，如果子女长大了，成家了，有外姓人进入这一家子，父母变成了祖父母，兄弟姐妹之外又有了妯娌关系、婆媳关系、祖孙关系，如果再加上远亲，外姓亲戚，乃至“分家”，关系就越来越复杂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可不是简单的“小家庭”，而是复杂的“大家庭”。大家庭中有家长、有亲属，关系有远有近，各家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络。所以，一个大家庭如果能融洽地相处，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么，这件极难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呢？亲戚之间除了亲缘联系以外，还可能存在着利益的分配。所以，儒家就讲“齐家”。齐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个人的生命可能有限，然而一个家族确是绵延不断的。“齐家”就是要从最小的父母子三角关系出发，将其推广到整个家族中去。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关系的处理便成了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的根基如果要还原，那还是最基本的“孝”。孝，是一种可以孕育出其他道德自觉的观念。孝顺父母，自然会去孝顺父母的父母，同样的感情还会推扩到叔父、伯父那里。曾国藩在这里向祖父写信，根源不在于丹阁叔借款的事情，而是要说明丹阁叔的初心，丹阁叔也是因为要成全楚善叔的孝心才如此去做；而曾国藩之所以可以原谅并帮丹阁叔的行为作出解释，其缘由也在于担心二伯祖母的养老。虽然看起来是复杂的家务事，但贯彻在其中的道德原则却是一样的“孝”。这就让彼此之间更容易相互理解。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传统社会中会形成四世、五世同堂的大家族，而彼此之间却又其乐融融。倒是反观当代社会，大家族解体之后，孝道向外推扩的路径被阻隔了，孝道似乎也因此而“反受其害”，没办法体现出其更广泛的意义。

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说了曾国藩在京的生活也颇显窘迫。曾国藩说“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似乎与我们平日里所理解到的清朝官员的腐败生活相去甚远。清代中央官僚体系非常臃肿，这是导致京官生活窘迫的第一个原因。一来，六部人数因为保举政策，人数连年增加，而这些增加的新任的底层京官，却又长年得不到官职，甚至终身都得不到最低一级的官职。而内阁、翰林院的人数则超出了原有的三倍。如此庞大臃肿的官僚体系，能得到升职的人自然是凤毛麟角。到了道光年间，国库又日渐吃紧，自然没有大笔经费养着这些底层官员。他们生活的窘境自然是可想而知。清代中央官僚中上层官僚的高度集权及腐败则从另一个方面反衬出底层京官生活情况的困难。民间流传着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话，可见和珅的财富已经可以富可敌国了。道光皇帝在惩治腐败方面，受到其父的影响颇深，因此从登基以来就厉行节俭、惩治腐败。然而，道光帝的清查陋规的诏令，却未能奏效，反而更显示出腐败之风气已使清朝病入膏肓。一方面是不断庞大的官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腐败的上层官员，新近入京的京官，即便有满腔抱负，也无法抵抗现实生活的困境，同时还要主动抗拒京师中种种复杂的漩涡。曾国藩初入京，虽“光景渐窘”，却依然能坦然面对，并以乐观的态度向祖父陈述。家中的钱银问题也只凭借己力去尽力解决。落笔之间，都可以感受到君子喻于义的骨气。这种个人的修养，在家信之中，也必然让长辈可以放心。所以，做好自己，乐观、坦然地面对生活的困境，也是一种孝道的体现。

注释

[1]阙：通“缺”。

[2]梓：木材制成的器物，这里指棺材。
第四篇　兄弟齐心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岁

十月十九日（1841）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十月十七日接奉在县城所发手谕，知家中老幼安吉，各亲戚家并皆如常。七月二十五由黄恕皆处寄信，八月十三日由县附信寄折差，皆未收到。男于八月初三发第十一号家信，十八发第十二号，九月十六发第十三号，不知皆收到否？
男在京身体平安。近因体气日强，每天发奋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二十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每日共可看书八十页，皆过笔圈点。若有耽搁，则止看一半。
九弟体好如常，但不甚读书。前八月下旬迫切思归，男再四劝慰，询其何故。九弟终不明言，惟不读书，不肯在上房共饭。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男妇独在上房饭，九月一月皆如此。弟待男恭敬如常，待男妇和易如常，男夫妇相待亦如常，但不解其思归之故。男告弟云“凡兄弟有不是处，必须明言，万不可蓄疑于心。如我有不是，弟当明争婉讽。我若不听，弟当写信禀告堂上。今欲一人独归，浪用途费，错过光阴，道路艰险，尔又年少无知，祖父母、父母闻之，必且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我又安能放心？是万万不可也”等语。又写书一封，详言不可归之故，共二千余字。又作诗一首示弟。弟微有悔意，而尚不读书。十月初九，男及弟等恭庆寿辰。十一日，男三十初度，弟具酒食，肃衣冠，为男祝贺。嗣是复在上房四人共饭，和好无猜。
昨接父亲手谕，中有示荃男一纸，言境遇难得，光阴不再等语，弟始愧悔读书。男教弟千万言，而弟不听；父亲教弟数言，而弟遽惶恐改悟。是知非弟之咎，乃男不能友爱，不克修德化导之罪也。伏求更赐手谕责男之罪，俾男得率教改过。幸甚。
男妇身体如常。孙男日见结实，皮色较前稍黑，尚不解语。男自六月接管会馆公项，每月收房租大钱十五千文，此项例听经管支用，俟交卸时算出，不算利钱。男除用此项外，每月仅用银十一二两。若稍省俭，明年尚可不借钱。比家中用度较奢华。祖父母、父母不必悬念。男本月可补国史馆协修官，此轮次挨派者。
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胜。在福建、台湾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斩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
许吉斋师放甘肃知府。同乡何宅尽室南归，余俱如故。同乡京官现仅十余人。敬呈近事，余容续禀。
男谨禀

又，呈附录诗一首云：
松柏翳危岩，葛藟相钩带。兄弟匪他人，患难亦相赖。行酒烹肥羊，嘉宾填门外。丧乱一以闻，寂寞何人会？维鸟有鹣鹣，维兽有狼狈。兄弟审无猜，外侮将予奈？愿为同岑石，无为水下濑。水急不可矶，石坚犹可磕。谁谓百年长？仓皇已老大。我迈而斯征，辛勤共粗粝。来世安可期，今生勿玩愒！

解读

这封家书是《曾国藩家书》中论述兄弟情义极为重要的一封。在《修身卷》中就提到过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欲离京回乡，曾国藩反省自身之过的家书。这封信中，更是谈到了曾国藩对于九弟离京之举的种种劝导，并由此反映出在传统儒家的家庭伦理中，兄弟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一维。

在儒家看来，“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传统家庭中，兄弟关系往往成为一个家庭是否可以由小的家庭形成至一个大的家庭的关键。兄弟因血缘而结，因此有手足之情；又因性情差异，也有反目之危。兄弟之间的感情，往往因充满着变数，因此更需要小心维护。

儒家在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时，总是依着两个最基本的依据：一是情，一是理。情，就是人之为人最单纯、质朴的情感。郭店楚简里有一句话，叫做“道由情出”，就是说人道的根本还是源自于人类的基本情感。兄弟情义最初就是依着这样一种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而产生的。另一方面，人除了有感情之外，还有理性。徐复观先生指出，早在周代中国人就已经从原始的宗教崇拜中解脱出来，而形成了人文的理性的精神。“以德配天”就是最好的例证，“天”虽是高深最不可测的大道，但是它并不是完全神秘的。天的意志是通过人的德性而体现出来的，尤其是通过它在人间的代表天子的德性所体现的。当天子的行为有悖于道德时，就可以“革天命”。归根结底，这种对天道的理解，是建立在对人间道德理性的判断基础上的。所以，兄弟情义中还有依着人的理性而产生兄友弟恭的道德原则。

从情的角度来说，兄弟之间有着血缘亲爱之情，这是人类情感中最基本的一种情感。所以在信的第三段中，曾国藩对弟弟突然不一同入席用餐、不读书、要回家等反常的行为表达了极为亲切的询问。“再四劝慰”，显然证明了曾国藩不止一次向九弟询问，兄长对弟弟的关爱于此显露无遗。然而，九弟依然不愿坦露心声，于是曾国藩干脆也不与家人一同用餐，而是去九弟房间与九弟一同吃饭，希望以此来感化九弟。作为九弟的国荃，在表达了要回乡的意愿后，虽然有些闹别扭，但也与大哥、大嫂相处恭敬如常，可见虽然有一些未能说出的原因，但并没有因此而要刻意去伤害兄弟情感。

从理的角度而言，曾国藩因多次劝谕都不能让九弟恢复正常的生活，于是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仅对九弟坦然相待，请求国荃将心中不满坦然说出，批评大哥也无所不可，同时还写两千余字的书信给国荃，用文字的方式来避免对话时的尴尬，向九弟陈述兄弟感情之重要；最后，国藩还请家父写信给弟弟，并自责自身所为不够好，才造成了当时的局面。从理智的角度而言，曾国藩在这其间，为避免加重弟弟的叛逆想法，缓和兄弟之间的尴尬，尝试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疑惑与担忧。

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事件之中，无论是曾国藩抑或国荃，都体现出较好的素养，这说明二人自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兄弟之间即便有不和谐的相处，但言语上必当好言相劝，才不至于伤到和气。很多时候，兄弟间的矛盾都不过是简单的误会，若没有良好的素养，动辄生气、发火，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恶劣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作为长兄，表现出了更高的智慧，他虽无奈于九弟的反常，但其用心也是出于一片赤诚，或许是对九弟的管教过严，但终归是为了使九弟有所长进，生活也惬意自在。

所以，在这封信的末尾，曾国藩附上了一首写给九弟的诗：松柏遮盖在危险的悬崖上，葛藟缠绕庇护着本根，兄弟怎能与别人一样，纵使于险境中也必然相互依赖。酒宴酣畅菜肴肥美时，便有无数宾客熙熙攘攘；一旦陷入困境，即便寂寞困顿又有几人理会？鸟中有比翼鸟，不比不飞；兽中有狼与狈，缺一不可。兄弟之间毫无猜忌，即便有外侮又奈我们何？兄弟相依应如同山之石，而非沙间水。急流不可击穿顽石，坚石则不惧碰撞。谁能于世上有百年之长？转瞬间即已老大不小。我们兄弟不可再蹉跎于时光，应当奋发向前，辛勤互勉，即便有困难也当携手克服。来生不可预期，所以今生不得散漫度过。

这首与《诗·棠棣》风格相近的讽谏诗作，处处流露着曾国藩对兄弟情谊的重视，可谓是对“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的生动阐述。此事在历经一月多的努力调和后，国荃终于恢复常态，兄弟二人也重归于好。
第五篇　长兄如父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岁

八月初一日（1842）

原文
孙男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
七月初五日发第九号信，内言六月二十四日后，孙与岱云意欲送家眷回南，至七月初一谋之于神，乃决计不送。
初五日发信后，至初八日九弟仍思南归，其意仍坚，不可挽回。与孙商量，孙即不复劝阻。九弟自从去年四月父亲归时，即有思归之意。至九月间，则归心似箭。孙苦苦细问，终不明言其所以然。年少无知，大抵厌常而喜新。未到京则想京，既到京则思家，在所不免。又家中仆婢，或对孙则恭敬，对弟则简慢，亦在所不免。孙于去年决不许他归，严责曲劝，千言万语，弟亦深以为然。几及两月，乃决计不归。今年正月病中又思归，孙即不敢复留矣。三月复元后，弟又自言不归。四、五、六月读书习字，一切如常。至六月底，因孙有送家眷之说，而弟之归兴又发。孙见其意，是为远离膝下，思归尽服事之劳。且逆夷滋扰，外间讹言可畏。虽明知蕞尔螳臂，不足以当车辙[1]，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即宜在家承欢，非同有职位者，闻警而告假，使人笑其无胆，骂其无义也。且归心既动，若强留在此，则心如悬旌，不能读书，徒废时日。兼此数层，故孙比即定计，打发他回，不复禁阻。恰好郑莘田先生（名世任，长沙人，癸酉拔贡，小京官，由御史升给事中，现放贵西兵备道）将去贵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于十六日起程。孙即将九弟托他结伴同行。此系初八九起议，十四日始决计。即于数日内将一切货物办齐，十五日雇车。
郑宅大车七辆（渠已于十三日雇定），九弟雇轿车一辆，价钱二十七千文（时价轿车本只要二十三千，孙见车店内有顶好官车一辆，牲口亦极好，其车较常车大二寸，深一尺，坐者最舒拂，故情愿多出大钱四千，恐九弟在道上受热生病）。雇底下人名向泽，其人新来，未知好歹。观其光景，似尚有良心者（昨九弟出京七日，在任丘县寄信来京，云向泽伺候甚好）。十六日未刻出京，孙送至城外二十里。见道上有积潦[2]甚多，孙大不放心，恐路上有翻车陷车等事，深为懊悔。二十三日接到弟在途中所发信，始稍放心。兹将九弟原信附呈。孙交九弟途费纹银三十二两整（先日交车行上脚大钱十三千五百文及上车现大钱六千文两项在外），外买货物及送人东西另开一单（九弟带回）。外封银十两，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资（孙对九弟云，万一少途费，即扯此银亦可，若到家后，断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银。然途费亦断不至少也）。向泽订工费大钱二千文，已在京交楚。郑家与九弟在长沙分队，孙嘱其在省换小船到县，向泽即在县城开销他。向泽意欲送至家，如果至家，留住几日打发，求祖父随时斟酌。
九弟自到京后，去年上半年用功甚好。六月因甲三病，耽搁半月余。九月弟欲归，不肯读书，耽搁两月。今春弟病耽搁两月。其余工夫，或作或辍，虽多间断，亦有长进。计此一年半之中，惟书法进功最大。外此则看纲鉴三十六本，读《礼记》四本，读《周礼》一本，读《斯文精萃》[4]两本半（因《周礼》读不熟，故换读《精萃》，作文六十余篇，读文三十余首。父亲出京后，孙未尝按期改文，未尝讲书，未能按期点诗文。此孙之过，无所逃罪者也。读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无恒，屡责不改。此九弟之过也。好与弟谈伦常、讲品行，使之扩见识、立远志，目前已颇识为学之次第，将来有路可循。此孙堪对祖父者也。待兄甚敬，待侄辈甚慈，循规蹈矩，一切匪彝慆淫[5]之事毫不敢近，举止大方，性情挚厚。此弟之好处也。弟有最坏之处，在于不知艰苦。年纪本轻，又未尝辛苦，宜其不知；再过几年，应该知道。
九弟约计可于九月半到家。孙恐家中骇异，疑兄弟或有嫌隙，致生忧虑，故将在京出京情形，述其梗概。至琐细之故，九弟到家详述，使堂上大人知孙兄弟绝无纤介之隙也。
孙身体如常，惟常耳鸣，不解何故。孙妇及曾孙兄妹二人皆好。丫环因其年已长，其人太蠢，已与媒婆兑换一个（京城有官媒婆，凡买妾买婢，皆由他经纪），彼此不找一钱。此婢名双喜，天津人，年十三岁。貌比春梅更陋，而略聪明。寓中男仆皆如故。
同县谢果堂先生为其子捐盐大使，王道嶐（王恒信之侄）捐府经历，黄鉴之子捐典史，以外无人。
孙在京一切自宜谨慎，伏望堂上大人放心。
孙谨禀

解读

这封信是曾国藩赴京第三年时给祖父母写的一封信，信中较为详细地陈述了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离京回乡的种种情状。是年曾国藩三十一岁，国荃1824年出生，此时只十八岁。他在道光二十年（1840）随父亲入京，当时只有十六岁。此后，便由曾国藩代为照顾。曾国藩是家中长子，父亲不在时，便承担着“长兄为父”的责任，对国荃教诲严格、照顾有加。但十八岁的国荃毕竟思乡情切，曾国藩在向祖父陈情多次挽留不可后，便也操持一切，安排弟弟回乡。

在这封信中，兄弟之间相互友爱的感情表露无遗，而这份友爱之情不仅仅是感情上的自觉，同样也是理性的道德自觉，这种道德自觉便是与“孝”并称的“悌”。《说文解字》中说“悌”乃“善兄弟”，意思就是兄弟姐妹之间要相互善待。“孝悌”二字连用，说明了在一个最基本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由情而出的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就是对长辈孝顺，兄弟姐妹友爱。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人的情感经验之上的，所以有“情本体”之说。今天的人喜欢用复杂的逻辑结构去论证，人为什么会孝敬长辈、会善待兄弟姐妹，但却忽略了人之为人的根本。什么是人之为人的根本？那就是人所共有的品质，再进一步而言，就是人性。但是，人性问题在历史上是个复杂的问题，人们过度执着于人性的内容是什么的时候，就容易忽略人性本身。孔子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并没有说人性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他却说明了人性是有共同性的。一个人无论其出身、教育、家庭背景，他作为一个人所具备的本性是相近的。从这一点上，我们暂且不管人性恶、善、朴等争论，但就性本身而言，人与人之间是可能达成共识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天然地去亲近自己的父母，希望得到父爱母爱，也天然会首先与自己同血缘的兄弟姐妹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至于到后天的关系的相处，则需要一种道德自觉，去充分发现自己的本性。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孝悌就是这样一种本心的发明，它并非什么深奥的道德说教，它其实就是以人的本心为根基的一种道德情感和自觉。

曾国藩为弟弟要不要回家思考了很多，最终认为他并无官职，回家侍奉父母或许更好。回家路途遥远，要安全还要让弟弟舒服，所以又是拜托别人，又是为弟弟租较好的马车，一切安顿妥帖。不仅如此，还要亲自去送，发现路有淤泥，便担心起来，怕旅途不够顺利；把弟弟送走后，更要向家中长辈汇报，以免长辈以为兄弟俩在京城有什么矛盾，所以才分开。曾国藩亦兄亦师，将弟弟在京城的学习状况，优缺点都一一做了汇报。而自己也做了深刻的反思，对做得不好的地方表达了愧疚与自责。尤其是对于九弟的褒扬，也看得出作为兄长对于弟弟的期望。这些稀松平常之语，其实就是对“悌”的真实表现。

注释

[1]蕞（zuì）尔螳臂，不足以当车辙：取自成语螳臂当车，比喻不自量力，招致失败。

[2]积潦：亦作“积涝”。成灾的积水，洪涝。

[3]纲鉴：通俗史书的文体。起源于北宋时期司马光所作《资治通鉴》，至南宋朱熹编撰《资治通鉴纲目》，前有纲，记录历代史事之提纲；后有目，对历代史事进行详细描述。之后不少书都采用这种体例，通称为“纲鉴”。明代有《袁了凡纲鉴》，清代最为流行的是吴乘权（吴楚材）编撰的《纲鉴易知录》，该书记录了从上古至明末的基本历史，是简明的中国通史读本。初刻于康熙五十年（1711），当代有中华书局1960年版、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等。

[4]《斯文精萃》：清尹继善所编的诗文选编，包含有《唐诗七言律》《宋诗七言律》《唐诗五言绝》《宋诗五言绝》《唐诗七言绝》《宋诗七言绝》。尹继善（1695—1771），字元长，号望山。清早期杰出的政治家。雍正元年（1723）甲辰恩科进士榜眼及第。历任江苏巡抚，江南河道，云贵、川陕、江南等地总督。为世宗、高宗所倚重。

[5]匪彝：违反常规的行为。慆淫：享乐过度，怠慢放纵。《书·汤诰》有言：“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慆淫。”蔡沉《书集传》释曰：“慆，慢也。慆淫，指逸乐言。”
第六篇　和则生福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岁

正月十七日（1843）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正月八日恭庆祖父母双寿，男去腊作寿屏[1]二架。今年同乡送寿对者五人。拜寿来客四十人。早面四席，晚酒三席。未吃晚酒者，于十七日、二十日补请二席。又请人画椿萱重荫图[2]，观者无不叹羡。
男身体如常。新年应酬太繁，几至日不暇给。媳妇及孙儿俱平安。
正月十五接到四弟、六弟信。四弟欲偕季弟从汪觉庵师游，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读书。男思大人[3]家事日烦，必不能常在家塾照管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断不可一日无师，讲书改诗文，断不可一课耽阁。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束修[4]银，男于八月付回，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六弟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志向；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既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肄业[5]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二十两至金竺虔家。
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即此敬禀叔父大人，恕不另具。六弟将来必为叔父克家之子，即为吾族光大门第，可喜也。
谨述一二，余俟续禀。

解读

前一封信中，曾国藩以长兄为父之态度为九弟回乡之事忧心操劳；这一封信中则更是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作为兄长对弟弟们的关爱。这封信写于正月，恐应酬频繁而未能尽书在京境况，但对于弟弟们求学的要求，则向父亲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时更提到了家和万事兴的道理。

曾国藩四弟曾国潢和季弟曾国葆，欲师从汪觉庵。汪觉庵是当时湖南衡阳很有名望的私塾先生，曾国藩二十岁时曾跟随汪师读书，之后才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曾国藩认为四弟本身资质不高，而在汪觉庵处，便可日日读书，这对于二位弟弟是极好的安排。至于六弟曾国华，曾国藩对其赞赏有加，认为国华有着非常的才华，如果留在家中，会禁锢他的思想，阻碍他的志向。更何况对于有才华的青年人，曾国藩认为应多加以鼓励，而万万不可人为地设置障碍，令其在精神上受挫，从而不能进取。因此，曾国藩恳请父母同意六弟、九弟入省城读书。至于学费之类，曾国藩则一早做了打算，会给四弟、季弟寄去学费；给六弟、九弟也一并寄去费用。

曾国藩所为不难看出这位兄长对兄弟之谊的重视，而重兄弟之情是他所提倡的“家和”的重要根基。曾国藩说，家和自然会有福气生出来。在一个家里，如果长兄说的话，弟弟们都会遵从，而弟弟们有所请托，兄长也都会积极回应，一家人和睦融洽，家庭便没有不兴旺的。如若反之，则从未听说过有不和睦的家庭还兴旺的。俗语常讲“家和万事兴”，一家和睦，则万事顺遂，这恰恰是儒家关于“家”的智慧。

“和”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国语·郑语》中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一种和谐、协同的状态。《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朱熹解释，这个“和”就是无偏无倚，无所乖张。不仅如此，“和”还是天下之大道。在生活中，“和”意味着一条日常经验的通途，它随时在指导着人们的生活、社会的发展。古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制度礼制就遵从“和”的原则，因此有“礼之用，和为贵”。但是，古往今来，对于“和”的理解却往往生出歧枝。对“和”最大的误解便是认为和就是相同，而和的本义却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在儒家的思想中，“和”意味着“和而不同”。金、木、水、火、土不同的元素混合在一起，恰恰孕育更多丰富的物质；酸、甜、苦、辣、咸不同的味道，调和在一起，才可能形成美味；宫、商、角、徵、羽，以一定的节奏排列，才能奏出动人的音乐。和，就是使不同的事物，以其恰当的方式排列组合在一起，从而生出新的事物。在人的生活世界中，和意味着使性格不同、喜好各异的人们可以以最为恰当的方式生活在一起，求同存异。

家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它的和谐既能使每一位家庭成员于精神、物质上获得最坚实的保障，同时也能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和睦。正因如此，曾国藩特别强调家庭的和谐，这便是“家和则福自生”的道理。

注释

[1]寿屏：指赠给寿诞者的有寿文、寿词、诗词的屏条。

[2]椿：本是一种多年生落叶乔木，《庄子·逍遥游》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以椿为长寿之意。古人常以椿寿为祝福语，祝愿父亲或男性长辈长寿如椿。或以椿、椿庭代称父亲。萱：草本植物，有忘忧之意。古时有子女外出，母亲要种萱草，以免惦念儿女，使其忘忧的习俗。后引申为以萱堂代称母亲，并寓意祝福母亲长寿。椿萱：古时有“堂上椿萱雪满头”的说法，比喻父母年事已高。这里代指向父母或男性、女性长辈祝寿。椿萱图多是为父母或祖父母祝寿所作，如明代唐寅为向父母祝寿，曾作诗《椿萱图》：“漆园椿树千年色，堂北萱根三月花。巧画斑衣相向舞，双亲从此寿无涯。”

[3]大人：此处指对父母长辈的称呼。

[4]束修：又作束脩，历来解释不一，一般是指学生初次和老师见面，向老师所敬的礼物，以表尊敬，以尊师道。这里所言束修银，指后世所例行的学生付给老师的酬金。

[5]肄业：修业，学习。
第七篇　勿使亲忧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岁

九月十九日（1846）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九月十七日接读第五、第六两号家信。喜堂上各老人安康，家事顺遂，无任欢慰。
男今年不得差，六弟乡试不售，想堂上大人不免内忧；然男则正以不得为喜。盖天下之理，满则招损，亢[1]则有悔，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至当不易之理也。男毫无学识而官至学士，频邀非分之荣，祖父母、父母皆康强，可谓极盛矣。现在京官翰林中无重庆下者，惟我家独享难得之福。是以男栗栗恐惧，不敢求分外之荣，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阖家平安，即为至幸。万望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以男不得差，六弟不中为虑，则大慰矣。况男三次考差，两次已得；六弟初次下场，年纪尚轻，尤不必挂心也。
同县黄正斋，乡试当外帘差，出闱即患痰病，时明时昏，近日略愈。
男癣疾近日大好，头面全看不见，身上亦好九分。十八生女，男妇极平安。惟体太弱，满月当大补养。在京一切，男自知谨慎。
八月廿三日，折差处发第十四号信。廿七日，周缦云处寄寿屏，发十五号信。九月十二日，善化郑七处寄诰封卷六十本，发第十六号信。均求查收。
男谨禀

解读

曾国藩自而立之年离家，在他心中始终觉得有愧于父母长辈。因此，他自离家便开始坚持写家书，为的就是不让父母担忧。远方游子，不能近侍父母，唯有不为父母添忧，才算是尽孝。这便是孔子所言君子“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而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则为父母之忧开了另一道良方。

我们以往所言，不令父母担忧，便只能发愤图强，自己把一切都照顾妥帖。但是，人总有顺境逆境，游子在外，若遇顺境，父母在家乡自然可以安心；但若遇逆境，又该如何？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领悟到，孝并不只是单方面的道理，而是联络父母与子女的一条线。信中，曾国藩说道自己这一年没有得到什么差事，六弟的考试也没有取得名次，这一切难免会令父母生忧。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此时，父母的无忧才可以让子女安心，也可以使子女不必为此而感到孝敬之情受到了损伤。曾国藩说，自己这几年来升迁迅速，即便自己没什么才华，可依然处在了才俊之士才可以处的位置。六弟考试，也不过才第一次而已，年纪轻轻，有的是机会。这些事情的背后，曾国藩更明白“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月盈则亏，日中则昃。曾国藩把这些道理告诉父母，不仅仅是要让父母不再担心，更是要以含蓄的方式劝谕父母从另一个角度接纳和宽容自己和六弟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孝是单方面的，但实际上孝是双向的。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之情，根本上来源于父母之养育。父母对子女，也万不可有过分的牵制，而应对其“放心”，父母之放心，才能获得子女的孝心。如果因为子女的一点挫折，父母便忧心忡忡，就会让子女的孝心变得唯唯诺诺。这封信，不仅是曾国藩劝慰父母莫忧心，也是父母对子女莫忧心的另一种表达。

注释

[1]亢：极度，非常。
第八篇　孝本乎情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岁

二月十二日（1847）

原文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
二月十一日接到三弟正月初旬手书，具悉一切。澄侯以腊月二十三至岳州，余见罗芸皋已知之。后过湖又阻风，竟走七十余天始到。人事之难测如此！吾弟此后又添了阅历工夫矣。黎樾乔托带之件，当装车时，吾语弟曰：“此物在大箱旁边，恐不妥。弟明日到店，须另安置善地。”不知弟犹记得我言否？出门人事事皆须细心。今既已弄坏，则亦不必过于着急。盖此事黎樾翁与弟当分任其咎。两人皆粗心，不得专责弟一人也。
祖父大人之病久不见效，兄细思之，恐有火，不宜服热药。盖祖父体赋素强，丁酉之春以服补药之故，竟成大病。后泽六爷以凉药治好。此次每日能吃三中碗饭，则火未甚衰，恐医者不察，徒见小便太数，则以为火衰所致，概以热药投之，亦足误事。兄不明医理，又难遥度，而回忆丁酉年之往事，又闻陶云汀先生为补药所误之说，特书告家中。望与名医细商，不知有可服凉药之理否？兄自去年接祖母讣后，即日日思抽身南归，无如欲为归计，有三难焉：现在京寓欠账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账，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一难也。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二难也。我一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三难也。
有此三难，是以踌躇不决。而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望诸弟将兄意详告祖父及父母。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无望我归省之意，则我亦不敢轻举妄动。下次写信，务必详细书明堂上各位老人之意。
祖母之葬事既已办得坚固，则不必说及他事。日前所开山向吉凶之说，亦未可尽信。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势必加，是已大逆天理；虽得吉地，犹将变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说，或吉或凶，听天由命。即朱尧阶、易敬臣，亦不必请他寻地（尧阶二人如看得有妥地，亦不妨买）。四弟则在家帮父亲、叔父管家事，时时不离祖父左右。九弟、季弟则专心读书。只要事事不违天理，则地理之说，可置之不论不议矣。
吾身之癣，春间又发，特不如去岁之甚。面上颈上则与弟出京时一样，未再发也。六弟近日颇发愤，早间亦能早起。纪泽《诗经》尚未读完，现系竹屋教，总多间断，将来必要请一最能专馆之人。
黎樾乔御史报满引见，回原衙门行走。黄正斋之长子于正月初间失去，至今尚未归来。邓星阶就正斋之馆，李希庵就杜兰溪之馆，系我所荐。同县刘九爷、罗邹二人及新科三人皆已到京，住新馆。江岷樵住张相公庙，去我家甚近。郭筠仙尚未到。袁漱六于正月二十四到京，现在家眷住北半截胡同。周荇农尚未到。杨春皆于正月二日生一子。刘药云移寓虎坊桥，其病已全好。赵崧原之妻于正月仙逝。舒伯鲁二月出都。我家碾儿胡同房东将归，三四月必须搬家。黄秋农之银已付来，加利息十两，兄意欲退还他。
九弟、季弟读书，开口便有自画之意。见得年纪已大，功名无成，遂有懒惰之意。此万万不可。兄之乡试座师余晓邨、许吉斋两先生，会试房师季仙九先生，皆系二十六七入泮，三十余岁中举，四十余岁入词林。诸弟但须日日用功，万不能作叹老嗟卑之想。譬如人欲之京师，一步不动而长吁短叹，但曰京师之远，岂我所能到乎？则旁观者必笑之矣。吾愿吾弟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计算远近而徒长吁短叹也。望澄侯时时将此譬喻说与子植、季洪听之。千万千万！无怠无怠！
九弟信言诸妯娌不甚相能，尤望诸弟修身型妻，力变此风。若非诸弟痛责己躬，则内之气象必不改，而乖戾之致咎不远矣。望诸弟熟读《训俗遗规》《教女遗规》，以责己躬，以教妻子。此事全赖澄弟为之表率，关系至大，千万千万！不胜嘱切之至！伏惟留心自反为幸。
兄国藩手草

解读

在西方文明中，哲学家以真为追求，急迫地要寻得一个世界的本原、万物的真理。然而，中国文化自其一开始就坠入人间尘世，就要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于是，礼乐制，孝悌出。所以，相较于西方人的逻辑性与看似直接性，中国人的智慧里则有很多不清晰、少逻辑的含混，然而，在这些含混的背后，却隐含着人生意义的大逻辑，因此多了很多人情味、体悟话。

曾国藩这封信写于祖母身后事已定，祖父又生病卧床的时期，作为长孙，他常年客居北京，祖母去世未能回乡，如今祖父身体也遇病疾。曾国藩想回乡省亲，可现实之困难又让他踟蹰难行，可见内心还是很痛苦的。他在信中说，自己未能回乡，其困难有三，但归结下来，还是由于生活窘迫，自己也没有办法能短期内得以改善。所以肯盼家中长辈来信告知，是否需要他回乡。这一切都包含着浓厚的深情。史书上的曾国藩，是肃穆庄严、稳健冷静的谋臣，可领军征战，可权衡宦途，但家书中的曾国藩却有血有泪，有悲有忧。在信中的第二件事中更能看出他重情的一面。

早在这一年年初，曾国藩就曾写信回家商议过祖母墓地的风水问题，提议过可以寻找另一块地，“以图安葬”。但是，这封信中，曾国藩已了解祖父意愿，并建议其他兄弟也尽量顺遂老人的意愿，不再改地安葬。因为，如果违背祖父的意愿，即便是风水宝地，也会使祖父怒而郁结，导致病情加重。那么，好的风水也只会带来更糟的状况。末了，又叮嘱一句，若是所托之人有看重的地方，也不妨先买下来。可见，曾国藩不建议易地安葬，纯粹是为了祖父的情绪、身体而着想。可想其情之真之切。

在儒家看来，“礼本乎情”，礼的发用乃在于可使人顺乎人情之真。所以，孝也是人情之体现。曾国藩在这封信中，一念及长辈，梦寐思之，是情之浓烈；一忧及长辈，反复思虑，是情之真切。他以此教导四弟于家中多为照顾，更是出于真情。可见，孝只有本乎情，才能真挚而朴实。

与孝同源的悌，亦是情的体现。在信的最后一段中，曾国藩告诫九弟、季弟要努力学业，而不可囫囵吞枣，随性而为，并举京中主考官员的事例，其实也是出于对兄弟的爱护之情。

因此，人若行孝与悌，当知人情本然，才能真情流露，衷心于所为。
第九篇　切勿操劳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岁

七月十八日（1847）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膝下：
十六夜，接到六月初八日所发家信，欣悉一切。祖父大人病已什愈八九，尤为莫大之福。六月二十八日，曾发一信，言升官事，想已收到。冯树堂六月十七日出京，寄回红顶、补服、袍褂、手钏、笔等物，计八月可以到家。贺礼耕七月初五日出京，寄回鹿胶、高丽参等物，计九月可以到家。
四弟、九弟信来，言家中大小诸事皆大人躬亲之，未免过于劳苦。勤俭本持家之道，而人所处之地各不同。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荫儿孙，外为族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且男忝窃卿贰，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此后万望总持大纲，以细微事付之四弟。四弟固谨慎者，必能负荷，而大人与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相与娱乐，则万幸矣！
京寓大小平安，一切自知谨慎，堂上各位大人不必挂念。余容另禀。

解读

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因此向家中写了这封信承禀喜讯。与此同时，他的孝心也再一次通过劝阻父亲、叔父操劳而体现了出来。

曾国藩在信中说，家中长辈的身份，对上要侍奉老人，对下要照顾儿孙，对外则要向乡党、乡亲作表率。因此，长辈之身体的健康就很重要。这是“千金之躯”，所以需要格外珍重。孝的起点，就是长辈身体的健康。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更是点出了长辈需珍惜身体的原因及重要性。

而反观今日之中国，老人的晚年非但没有休息，反倒被子女的生活所捆绑。在老龄化危机愈发严重的时代，如何更好地安顿长者的晚年生活，不仅是政府所必须考虑的，同样也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曾国藩的做法，是让长辈把琐碎的家事交给四弟，让老人主持大局即可。也就是从自身做起，以实际的条件来解决老人还需要操劳的困难。

在多数是独生子女家庭的今天，老人晚年的赡养已成为极严峻的问题。没有年轻人在身边，又丧失劳动能力，部分身体欠佳的老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老人，甚至出现了自杀等残酷现象，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去审视曾国藩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尽孝，就是要保障父母的晚年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随着父母的衰老，子女更应该避免让老人操劳的情况出现。如果不能在身边照顾，那也应该提前做出妥善的安置。如果是在身边照顾，则需要多注重让老人休息，而不要用自己的生活绑架老人的晚年。这便是行孝道时，勿使父母操劳的道理了。
第十篇　爱之以德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岁

三月二十一日（1849）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足下：
正月初十日发第一号家信，二月初八日发第二号家信，报升任礼部侍郎之喜，二十六日发第三号信，皆由折差带寄。三月初一日由常德太守乔心农处寄第四号信，计托带银七十两、高丽参十余两、鹿胶二斤、一品顶戴三枚、补服五付等件。渠由山西迂道转至湖南，大约须五月端午前后乃可到长沙。
予尚有寄兰姊、蕙妹及四位弟妇江绸棉外褂各一件，仿照去年寄呈母亲、叔母之样。前乔心农太守行时不能多带，兹因陈竹伯新放广西左江道，可于四月出京，拟即托渠带回。
澄弟《岳阳楼记》，亦即托竹伯带回家中。二月初四澄弟所发之信，三月十八接到。正月十六七之信，则至今未收到。据二月四日书云，前信着刘一送至省城，共二封，因欧阳家、邓星阶、曾厨子各有信云云。不知两次折弁何以未见带到？温弟在省时，曾发一书与我，到家后未见一书，想亦在正月一封之中。此书遗失，我心终耿耿也。
温弟在省所发书，因闻澄弟之计，而我不为揭破，一时气忿，故语多激切不平之词。予正月复温弟一书，将前后所闻温弟之行，不得已禀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禀告而误用诡计之故一概揭破。温弟骤看此书，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间，一言欺诈，终不可久。尽行揭破，虽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终能相谅。
现在澄弟书来，言温弟鼎力办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辞劳，又耐得烦云云。我闻之欢喜之至，感激之至。温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荡佚[1]一路，归入勤俭一边，则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
我待温弟似乎近于严刻，然我自问此心，尚觉无愧于兄弟者，盖有说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侍奉高堂，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逸作恶，必且大玷[2]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3]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温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我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
去年所寄亲戚各项，不知果照单分送否？杜兰溪为我买《皇清经解》，不知植弟已由省城搬至家中否？
京寓一切平安。纪泽《书经》读至《冏命》。二儿甚肥大。易南谷开复原官，来京引见，闻左青士亦开复矣。同乡官京中者，诸皆如常。余不一一。
兄国藩手草

解读

晚清朝局中最难的一事就是破除蔓延全国的官场陋习。咸丰帝为力除贪腐、肃清官场花了不少的力气。但即使不通过重大的贪腐案件，官员们也有不少为自身谋得财利的途径。在此种风气之下，官场的陋习也难免影响到一族一家之风气。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似乎家中只要有一个人在京城做官，这一家也终会家财万贯。然而，在这样的世风下，曾国藩却以理学之精神严格约束自己，在这封信中，更是讲到了在家庭之孝悌慈爱之间，所应该依凭的“德”，而非个人私欲。也就是他所说的“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

首先，官者之家更应洁身自好，因此做官发财最是可耻。曾国藩说，做官的人总是把赚到的钱留给自己的妻子、孩子，而对自己的兄弟、家中父母不闻不问，这叫私肥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这其实是种很大的耻辱。官者将为官所得，都积攒起来留给自己的子孙，以为是在为子孙积攒财富，可却恰恰是最可羞可恨的。曾国藩最为鄙视这种行为，所以也暗自立誓，绝不做一个自私的敛财之人。虽然每年的俸禄并不多，但曾国藩依旧坚持将钱银用来侍奉老人，分予亲族，不愿一家私自贪了去。即使以后官俸变多，也不会积蓄钱银为子孙衣食预做打算。如果孩子贤德，本就不需要做官的老子为他攒钱；如果孩子德性败坏，那么积攒再多的钱银，也毫无意义，反倒会助长他的恶习。所以，曾国藩说，做官绝对不要发财，绝对不把钱财留给子女。这样的洁身自好，在当时的风气之下，实属难能可贵。

其次，曾国藩之所以如此行事，更关键的在于，他对子女的教育、对兄弟的关爱，有着自己的标准，那就是“爱之以德”。每当人们说起对晚辈的爱时，往往会想到“要把最好的留给孩子”“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样的话。似乎爱的意义就在于为子女、后辈提供丰厚的物质条件。然而，这样的爱，只是私心之爱，是溺爱，是捧杀，是对子女和后辈的“错爱”。为什么呢？作为长辈，首先是晚辈的德性、人格养成最好的老师、榜样。因此，为人父若是身为官员，承担着治国安邦之责，做的却全是蝇营狗苟之事，怎样会给子女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就算并未贪腐，却在钱银上锱铢必较、专营私产，如此胸襟，如何教会子女“爱”的意义？孟子说：“仁者爱人。”爱人，就是要有胸怀天下的气概，有“泛爱众而亲仁”的德性。晚辈在如此熏陶之下，自然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即便不留下千万家产，子女成人后也自当懂得自尊、自爱、自信、自立。反之，“爱之以姑息”，对子女、兄弟之过不发一言，就会导致晚辈们行为懒惰、傲气滋长，仗着家底放浪形骸，这样只能使晚辈丧德亏行。这样的爱，不仅不能给予人正面的力量，反倒会让人走向堕落，走向爱的反面。所以曾国藩说自己平生没有什么积攒，无非一些衣服和书籍。衣服待他解甲归田后，自当与兄弟们平分；而书籍则不可留成私物。书籍，将成为曾氏家族的藏书，后世子孙虽不可据为己有，但都可以借阅学习，这样才算是把最好的家风与家学传承了下去。

所谓爱兄弟、爱子女究竟是什么？恐怕千万人有千万人的做法。但是，无论是怎样的情感表达，都不能忘记所有的情感都是人情，在它之上还有人性的约束。所有的人情，都需要有德性的引导。所谓“爱之以德”，就是这个道理了。倒是反观当代的中国社会，所谓“官二代”“富二代”频频触碰社会底线，人们冠以“富不过三代”来轻描淡写地解释，却未能真正去反思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爱之以姑息”的流弊。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家庭教育的这一思路，恐怕不仅是“官二代”“富二代”会出问题，即便是普通家庭的“二代”，也会滋生不少麻烦。

注释

[1]荡佚：放纵，不受约束。

[2]玷：本指白玉上的污点，这里指使……有污点。大玷：指使家族声誉蒙受大的污点。

[3]拈阄：音niān jiū，即抓阄的意思。
第十一篇　祖父辞世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岁

十二月初三日（1850）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
十一月十五日接到祖父大人讣音，中肠[1]惨痛。自以游子在外，不克佐父母襄办大事，负罪婴疚[2]，无可赎挽。比于十八日折差之便，先寄银百零五两，计元宝二锭，由陈岱云宅专足送至家中，不知刻已收到否？
国藩于十六日成服，十七日托军机大臣署礼部侍郎何大人（汝霖）代为面奏，请假两月，在家穿孝。自十七以后，每日吊客甚多。二十九日开吊，是早祭奠。因系祖妣[3]冥寿[4]之期，一并为文祭告。开吊之日，不收赙仪[5]。讣帖刻“谨遵遗命，赙仪概不敢领”二语，共发讣帖五百余份。凡来者不送银钱，皆送祭幛、挽联之类，甚为体面。共收祭文八篇、祭幛七十五张、挽联二十七对、祭席十二桌、猪羊二付。其余香烛纸钱之类，不计其数。送礼物来者，用领谢帖；间有送银钱来者，用“奉遗命璧谢”帖。兹将讣帖等印发者，付回样子与家中一看。
各处送祭幛来者，哈喇大呢甚多，亦有缎匹江绸者。余意欲将哈喇作马褂数十件，分寄家中族戚之尤亲者。盖南中老人考终，往往有分遗念[6]之说。或分衣，或分银钱。重五伯祖曾以獾皮马褂一件与王高七作遗念衣，即其证也。
澄弟之信，劝我不可告假回家。所言非不是。余亦再四思维，恐难轻动。惟离家十年，想见堂上之心，实为迫切。今祖父大事既已办过，则二亲似可迎养。然六旬以上之老人，四千有余之远道，宿聚之资既已不易，舟车之险尤为可畏，更不敢轻举妄动。烦诸弟细细商酌，禀知父母亲及叔父母，或告假归省，或迎养堂上，二者必居其一，国藩之心乃可少安。父母亲近来欲见国藩之意，与不愿国藩假归之意，孰缓孰急？望诸弟细细体察，详以告我。祷切望切。
国藩手草

解读

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祖母病逝，当时，祖父就已生病卧床。时隔两年，曾国藩又接到家中来信，祖父也驾鹤西去，这让曾国藩悲痛不已。曾国藩自三十岁离开家乡，如今已近十年光景，虽然他有念及家中长辈之心，却终究未能见面，这种心情实在只能是远方游子才可体会的悲痛与感怀。

儒家讲孝亲，讲事亲，同样也讲祭亲。父母、祖父母生前要悉心照顾，去世后仍要坚守孝道，服丧祭奠。所以，即便身在京中，按照礼制，曾国藩仍可行丧礼之仪。

丧礼，是人生“四礼”中最重的礼，这与儒家所讲“慎终追远”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曾子曾经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就是对于生命之终结保持着最为谨慎与敬重的态度，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有追溯家族渊源之义。这种对于过往厚重的情感，会使百姓逐渐形成厚重的德性。所以，孟子也说：“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可见，丧礼不仅是一种对于逝者的追思，它更体现了通过仪式使德性在厚重的历史感中得到熏陶培养，使基于血缘基础的家族传统得以延续，使传统的文明得以传承。

正因如此，对丧礼的尊重、谨行，才能够完整地体现出儒家孝道文化的全貌。曾国藩在京服孝，并暂停一切公职活动，在家服丧。之后又接待前来吊唁的客人，并且谨遵祖父的遗训，坚决不收吊唁的赙仪，即吊唁时所呈上的钱银，而只是接受挽联之类。对祖父的遗训做到了一丝不苟的遵守，可见对于亡者怀着极大的敬重。

但是，即便如此，曾国藩内心的苦痛依旧难以抑制，于是他向澄弟询问，是否可以获得父母的允许，回乡省亲。或者将两位老人接到北京，以便自己能在身边奉养。我们常说的“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尽遗憾及悲恸恐怕便是祖父去世后曾国藩内心最真切的感受了。所以，他迫切地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切实在父母身边照顾一二。

祖父的去世，让我们看到了身处京城官场日夜不得停歇的曾国藩，内心仍有着一颗赤子之心。他的悲伤，在这封家书中字字可见。但是，作为一位深受理学影响的儒臣，他并未因此放纵自己的悲思，任性而为，而是谨遵祖父遗训，很有条理地料理丧祭；尽管极想尽快照顾父母，但依旧是去信询问，而不是贸然回乡。这些行为的背后，不难看出礼其实是对人情最好的恕道。礼，不是要抑制人情，而是疏导人情，如同宽厚的河床，让人奔涌的情绪可以依其之势，顺流而下。如果是没有礼的引导，则很多时候，人的情绪会如决堤的洪水，奔腾蔓延，最终，不仅未能真的令人情尽其性，可能还会适得其反，任情伤性。

注释

[1]中肠：犹内心。曹植的《送应氏·其二》诗中言：“爱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

[2]婴：缠绕。疚：愧疚。婴疚：指长久地缠绕在内心的愧疚。

[3]祖妣：已故祖母。曾国藩的祖母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过世。

[4]冥寿：亦称阴寿，指已经过世之人的生辰。

[5]赙仪：遇到丧事时，送赙仪以示哀悼。今日主要是送花圈等前去吊唁。

[6]遗念：一指死者临终时的心愿。一指死者临终时所留下的遗物。此处当指死者临终时留下的遗物。
第十二篇　丧母之痛

咸丰二年壬子岁

七月二十六日（1852）

原文
字谕[1]纪泽儿：
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惨闻吾母大故。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慝[2]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矣。小池驿去大江之滨尚有二百里，此两日内雇一小轿，仍走旱路。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处即行雇船。计由黄梅至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长沙不过千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望到家。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得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兹念京寓眷口尚多，还家甚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开列于后：
一、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家眷回南路费，人口太多，计须四五百金，求寄云年伯张罗。此外，同乡如黎樾乔、黄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静庵、袁午桥年伯，平日皆有肝胆，待我甚厚，或可求其凑办旅费。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不可令其张罗银钱，渠甚苦也。
二、京寓所欠之账，惟西顺兴最多，此外，如杨临川、王静安、李玉泉、王吉云、陈仲鸾诸兄，皆多年未偿。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我再有信致各处。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若并无分文，只得待我起复后再还。
三、家眷出京，行路最不易。樊城旱路既难，水路尤险，此外更无好路。不如仍走王家营为妥，只有十八日旱路。到清江（即王家营也）时有郭雨三亲家在彼，到池州江边有陈岱云亲家及树堂在彼，到汉口时，吾当托人照料。江路虽险，沿途有人照顾，或略好些。闻扬州有红船最稳，虽略贵亦可雇。尔母最怕坐车，或雇一驮轿亦可（又闻驴子驮轿比骡子较好）。然驮轿最不好坐，尔母可先试之。如不能坐，则仍坐三套大车为妥（于驮轿打车之外另雇一空轿车备用，不可装行李）。
四、开吊散讣不可太滥，除同年同乡门生外，惟门簿上有来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单请庞省三先生定。此系无途费，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滥也。即不滥；我已愧恨极矣！
五、外间亲友，不能不讣告寄信，然尤不可滥。大约不过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时当寄一单来，并寄信稿，此刻不可遽发信。
六、铺店账目宜一一清楚，今年端节已全楚矣。此外只有松竹斋新账，可请省三先生往清，只可少给他，不可全欠他。又有天元德皮货店，请寄云年伯往清。其新猞猁狲皮褂即退还他，若已做成，即并缎面送赠寄云可也。万一无钱，皮局账亦暂展限，但累寄云年伯多矣。
七、西顺兴账，自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折子，可将折子找出，请一明白人细算一遍（如省三先生、湘宾先生及子彦皆可）究竟用他多少钱，专算本钱，不必兼算利钱，待本钱还清，然后再还利钱。我到武昌时，当写一信与萧沛之三兄。待我信到后，然后请寄云年伯去讲明可也。总须将本钱、利钱划为两段，乃不至胶[3]不清。六月所借之捐贡银一百二十余金，须设法还他，乃足以服人。此事须与寄云年伯熟计。
八、高松年有银百五十金，我经手借与曹西垣，每月利息京钱十千。今我家出京，高之利钱已无着落。渠系苦人，我当写信与西垣，嘱其赶紧寄京。目前求黎樾乔老伯代西垣清几个月利钱，至恳至恳。并请高与黎见面一次。
九、木器等类，我出京时已面许全交与寄云；兹即一一交去，不可分散，概交寄云年伯，盖器本少，分则更少矣。送渠一人，犹成人情耳，锡器、瓷器亦交与他。
十、书籍我出京时一一点明，与尔舅父看过，其要紧者，皆可带回，此外我所不带之书，惟《皇清经解》六十函算一大部，我出京时已与尔舅说明，即赠送与寄云年伯。又《会典》五十函算一大部，可借与寄云用。自此二部外，并无大部，亦无好板。可买打磨厂油箱，一一请书店伙计装好（上贯钉封皮），交寄云转寄存一庙内，每月出赁钱可也。边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图八幅，吴南屏借梅伯言诗册，俱往取出带回。
十一、大厅书架之后有油木箱三个，内皆法帖之类，其已裱好者可全带回，其未裱者带回亦可送人。家信及外来信，粘在本子上者皆宜带回。地舆图三付，皆宜带回，又有十八省散图亦带回。字画、对联之类，择好者带回；上下木轴均撤去，以便卷成一捆。其不好者、太宽者不必带。做一宽箱封锁，与书箱同寄一庙内。凡收拾书籍、字画之类，均请省三先生及子彦帮办，而牧云一一过目。其不带者，均用箱寄庙。
十二、我本思在江西归家，凡本家亲友皆以银钱赠送，今既毫无可赠。尔母归来，须略备接仪，但须轻巧不累赘者，如毡帽、挽袖之类，亦不可多费钱。捞沙膏、眼药之属亦宜带些，高丽参带半斤。
十三、纪泽宜做棉袍褂一付，靴帽各一，以便向祖父前叩头承欢。
十四、王雁汀先生寄书，有一单，我已点与子彦看。记得乾隆二集系王世兄取去，五集系王太史敦敏向刘世兄借去，余刘世兄取去者又一片，此外皆在架上，可送还他。
十五、苗仙鹿寄卖之书：《声订》《声读表》共一种、《毛诗韵订》一种、《建首字读本》，想到江南销售几部。今既不能，可将书架顶上三种，各四十余部还他，交黎樾乔老伯转交。
十六、送家眷出京，求牧云总其事。如牧云已中举，亦求于复试后。九月二十外起行，由王家营水路至汉口，或不还家，仍由汉口至京会试可也。下人中必须罗福、盛贵，若沈祥能来更好，否则李长子亦可。大约男仆须四人，女仆须三人。九月二十前后必须起程，不可再迟。一定由王家营走，我当写信托沿途亲友照料。

解读

咸丰二年（1852）中，曾国藩被任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在抵达江西的途中，接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顿时悲恸欲绝。接连几年，曾国藩虽在宦途上升迁、进阶顺利，家中祖辈却先后离世，而母亲江氏的突然辞世，让这位不惑之年的朝廷命官，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伤，太湖畔留下了这封写给儿子纪泽的家信。

正如上一封信中所述，“子欲养而亲不待”是曾国藩离乡做官最大的遗憾。之前祖父去世，他就曾期盼可以回乡，但由于家中长辈劝阻，因此一直未能回乡。在去江西复命之前的家书中，他还再次提到“余近来常思归家，今年秋间实思挈眷南旋”（咸丰二年正月初九）。然而，未及实现，母亲便辞世。曾国藩不禁叹息“余德不修”，“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此等心情，闻者为之动容。但是，母亲的去世，为何会让曾国藩对自己有了如此之大的责备，这与传统儒家的家族伦理背景之下关于人生的认识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首先，儒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说法里，将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联系在了一起。上一封信中，我们已经提到丧礼的价值在于使家族传统和文明可以得到传承。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就会发现，这种解释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在儒家看来，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人是具体的人，他的出生是因为他有父母，他的长大中伴随他的有朋友、师长、妻子，他的生命的继承和延续，是由他的子女所承担的，而他生命的结束，就个人而言，是消亡，但对家族而言，则是以精神性的方式继续存在。既然是以精神性的方式存在，那么子孙便需要有祭祀、追忆。这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行为，但同样也是一种教化的方式。

其次，正因为儒家眼中的人，是具体的人，是由身份、关系、情感等很多因素综合而成的人，所以，儒家看到的人的行为也都是具体的、有意义的，进而是有“果报”的。“报应”一说源自于佛教，所谓“因果报应”说的是因缘际会而产生的果报。儒家本身虽没有“报应”这一说，但却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一个人，或者说一家人行为的善恶，往往与整个家族紧密相关，若是人人行善，那么这一家族便没有不兴旺的道理；倘若人人行恶，哪怕只是一人行恶，那么这一家族也可能因此而受到牵连，走向颓势。儒家没有向着永生、来生的祈求，但却有向着死、向着子孙的紧张。每个人自己的死，不过是人之形体的消散，但是人的精神还在。《礼记·礼运》中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讲的就是人是由阴阳二气所凝成的存在。朱熹的弟子陈淳将这句话解释为：人活着的时候，是气的伸展，从婴儿到壮年，气越来越足，越来越充裕；人死则是气的畏缩，从壮年至老年，气越来越少，越来越衰微。

最后，既然人是家族中的一员，人又是由气所组成的。那么，人生或死所承载的气都是与祖宗相同的气。宋代的儒生说，子孙和祖宗的气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子孙可以竭尽其诚敬，那么就会使精神凝聚，此时，已去世的祖先的精神也会凝聚起来，子孙与自己的祖先便可以交感。这种说法，虽然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但是，其背后要说的，还是一种承继的关系。既然是承继的关系，那么，一个人的行为若是放荡不羁，其实就是在伤害自己的精神，而这种伤害不仅是对自己的，也是对家族中其他人的，更是对祖德的伤害。虽然儒家不会有一个所谓神来降下惩罚，但是如果祖宗所积累的祖德被伤害了，那么现实中活着的人也会遭到惩罚。这种朴素的信仰观念，使得儒生们在修习进德之时，便多了几分敬畏与庄重。

正是因为这种观念，当曾国藩得知母亲去世时，才会哀叹是自己做错的事情太多，才伤害了母亲的性命。十四年的宦海生涯，曾国藩未能回乡探望母亲，从儒家所讲的孝道来看，这确实是一种极大的缺憾。这种缺憾是真切而痛苦的，它不是想象出的某种理性判断，而是真实的情感上的“苦”和“悔”。如果能够早一点回乡，如果能够侍奉膝前……在这一刻已经没有了任何假设的可能。所以，曾国藩的自责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自己所犯的极大的错，其实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件事，而是他未能真正地尽到孝道。

阅读此信，当知曾国藩失去母亲时的悲痛与自责，亦应对阅读此信的人有个警醒。虽然时代发生了巨变，但在今天依旧会有很多人留下同样的遗憾与懊悔。孔子弟子在问三年之丧时，孔子曾痛心疾首地说过一句话：“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每个人自出生至能说话、行走，至少有三年才可能离开父母之怀。而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还要由父母悉心照顾，才能长大成人。如果能念及慈恩，便会发现让自己踟蹰的那些困境和问题，其实都可以迎刃而解。

注释

[1]谕：告诉，使人知道。字谕：一般指以上告下，故父亲写给儿子的信，以“字谕”开头。

[2]慝：音tè。隐慝：指别人不知道的罪恶，不可告人的罪过。

[3]胶：交错纷乱。
第十三篇　勤以持家

咸丰四年甲寅岁

八月十一日（1854）

原文
澄候、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久未遣人回家，家中自唐二、维五等到后，亦无信来，想平安也。
余于二十九日自新堤移营，八月初一日至嘉鱼县。初五日自坐小舟至牌洲看阅地势，初七日即将大营移驻牌洲。水师前营、左营、中营自又七月二十三日驻扎金口。二十七日贼匪水陆上犯，我陆军未到，水军两路堵之。抢贼船二只，杀贼数十人，得一胜仗。罗山于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等日得四胜仗。初四发折俱详叙之，兹付回。
初三日接上谕廷寄，余得赏三品顶戴，现具折谢恩。寄谕并折寄回。余居母丧，并未在家守制，清夜自思，局踏不安。若仗皇上天威，江面渐次肃清，即当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尽人子之心。诸弟及儿侄辈务宜体我寸心，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于叔父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兄弟姒娣[1]总不可有半点不和之气。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无有不败。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诸弟试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戚人家历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拾捡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泆[2]，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四弟、九弟较勤，六弟、季弟较懒。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情样子。至要至要。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解读

曾国藩重视修身，尤其重视“勤”和“敬”。在孝悌之道中，他亦重视“勤敬”所体现出来的赤子之心和孝子之行。这一封信讲的就是如何将勤落实在生活的点滴之中。

曾国藩在母丧期间，因太平天国起事，奉咸丰帝谕旨，于服丧期操练湘军，再次离乡。但是，丧母之痛犹在，所以曾国藩在给家中几位弟弟的信中，特别表达了这一点：虽然未能在家中守孝服丧，但是在军中则是每至夜里都清思反省，悔恨不安，希望弟弟们可以谅解他的心情。

也正是因为不能在家中守丧，作为长子的曾国藩就更加担心几位弟弟在家中的行事。所以他特别强调，要尽孝就要注意从小事做起，这个小事就是要勤快。每日侍奉父亲的起居、饮食，要勤于检查、勤花心思，不可以敷衍一二。每天为母亲献祭祭品、行礼仪，也要整洁、诚恳，不可以马虎。与叔父相处，也要能够做到尊敬、爱戴。至于兄弟、妯娌之间，更不能有半点不和睦的气象。做到这些事情，都需要于微小处着手，这岂是懒惰的人可以马虎完成的事情？

在曾国藩看来，如果能做到勤劳和互敬，哪怕只做到一点，那么这个家也会有兴旺的一天；反之，如果连一点都做不到，那么这个家则必然会衰败。和睦的家庭，总会有绵长的福泽；不和睦的家庭，则难免遭受厄运。这些道理都是曾国藩反复所强调的。

另外，勤奋与互敬更是长辈对于晚辈身体力行的教导。儒家讲“学”和“教”，其实都含有“效仿”的意思。所谓效仿，就是向有德性的人学习如何去做。所以，兄弟四人在家中的行为，也会影响到家中的儿侄一辈。长辈们勤奋了，儿侄们自然也会以此为榜样要求自己。长辈们懒惰了，孩子们也会放任自流，放浪形骸。不仅生活上不能规律自己，行为上也会出乱子。曾国藩以四弟、九弟比较勤快，而六弟、季弟略显懒惰为判，要求勤快的更勤快，懒惰的也要及时改正。如此，才可以让这位在外征战的大哥心中放心，才可使曾氏门楣光耀。所以，小辈们除了读书，也要做体力活，打扫卫生、帮做农务，都是锻炼小辈的好事情，万不可因为有损于架子就不去做。拥有这样的勤奋之道，怎会不对长辈孝敬、尊重？由此可见，勤与敬在生活中，其实并不是很难的道理，就是肯去做事情，而这才是对孝悌之道的真正落实。

注释

[1]姒娣：音sì dì，指妯娌。

[2]泆：音yì，通“逸”。淫泆：放纵、放荡之意。
第十四篇　新妇之德

咸丰六年丙辰岁

二月初八日（1856）书于南康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正月十九日发去家信，交王发六、刘照一送回，又派戈什哈萧玉振同送，想日内可到。正月三十日、二月一日连接澄侯在长沙所发四信，具悉一切。唐四、景三等正月所送之信，至今尚未到营。
江西军事，日败坏而不可收拾。周凤山腊月四日攻克樟树，不能乘势进取临江，失此机会。后在新淦迁延十余日，正月五日复回樟镇。因浮桥难成，未遽渡剿临江，而吉安府城已于二十五日失守矣。周臬司、陈太守等坚守六十余日，而外援不至。城破之日，杀戮甚惨。伪翼王石达开，自临江至吉安督战。既破吉郡，自回临江，而遣他贼分攻赣州，以通粤东之路。如使赣郡有失，则江西之西南五府尽为贼有。北路之九、南、饶本系屡经残破之区，九江早为贼据，仅存东路数府耳。
罗山观察久攻武昌，亦不得手。现经飞函调其回江救援，但道途多梗，不知文报可达否。刘印渠一军，闻湘省将筹两月口粮，计二月初启行，不知袁州等处果能得手否？
余在南康，身体平安，癣疾已好十之七。青山陆军，正月十八日攻九江城一次，杀贼百余人。水师于二十九日打败仗一次，失去战舟六号。湖口陆军于初一日打胜仗一次，杀贼七八十人。省城官绅请余晋省，就近调度。余以南康水陆不放心，尚未定也。
纪泽儿定三月二十一日成婚。七日即回湘乡，尚不为久。诸事总须节省，新妇入门之日，请客亦不宜多。何者宜丰，何者宜俭，总求父大人定酌之。
纪泽儿授室太早，经书尚未读毕。上溯江太夫人来嫔之年，吾父亦系十八岁，然常就外傅读书，未久耽搁。纪泽儿上绳祖武，亦宜速就外傅，慎无虚度光阴。闻贺夫人博通经史，深明礼法。纪泽儿至岳家，须缄默寡言，循循规矩。其应行仪节，宜详问谙习，无临时忙乱，为岳母所鄙笑。少庚处，以兄礼事之。此外若见各家同辈，宜格外谦谨，如见尊长之礼。
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贵子女，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太骤，则难期有恒。凡此祈诸弟一一告之。
江西各属告警，西路糜烂。子植若北上，宜走樊城，不宜走浙江；或暂不北上亦可。优贡例在礼部考试，随时皆可补考。余昔在礼部阅卷数次，熟知之也。

解读

曾国藩初练湘军，道路极为坎坷。尤其在江西时，更遇骁勇善战的石达开部队，清军自是节节溃败。这些事情，在《治军卷》中再详加说明。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除向家中四位弟弟汇报军事情况，另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成婚之事。

曾国藩因在军中，无法主持儿子的婚事，所以大事都由他的父亲来决定。曾纪泽当时只有十七岁，而在咸丰元年（1851）时，也就是他尚且十一岁时，便已有了与湘潭贺氏聘姻之事。当时，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并不同意，认为贺家的女儿是庶出，身份不佳，还一度反对这桩婚事。而这事最后也是在曾国藩的极力劝导之下，才应允的。不过彻底定下时，都已是咸丰二年（1852）了，并且最后也确认了贺女并非庶出。

可无论如何，纪泽十七岁成婚，还是年龄太小。曾国藩在此特别叮嘱儿子，结婚后应快点去外面读书，不可因成婚而耽误。另外，到了岳父岳母家，更应该以礼相待，谨言慎行。

至于新娶进门的儿媳妇，曾国藩也有不少叮咛。这些叮咛，皆是儒家所言女德，亦可留心一二。首先，新妇到家，便要养成勤俭之德。勤俭，并不只是儒家针对女性而特别所言的德性。但是，女性应特别有勤俭的自觉。传统家庭中，一般女性不外出工作，但是却要经营家庭。家中的吃穿用度、开销结余，多由女性所掌控。女子虽不外出挣钱，却要做家里的“钱匣子”。这可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一个家庭的收支是否平衡，全靠女性的持家之道。尚且不论会不会理财，可是若没有勤俭的德性，则恐怕难以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其次，勤俭之德的培养还需要有落实的办法，这个办法便是在“缝纫”与“做饭”上。虽然都是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情，但是家中的事情也无非就落到个吃饭穿衣上。昔日大观园里的那些贵族小姐们，倒是不用织补、下厨，可是一旦家道中落，便是风华不再。若不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哪一位不要亲自动手的？曾纪泽娶的新妇，家中是大户，想必做女儿时也并不事事亲力亲为，如今成婚，便是“大人”了，需要承担起自己家庭的责任。所以，这些吃穿上的事情，便要一件件学起来，做起来。再次，除了生活的细节需要有所注意外，孝悌之道更是要谨记于心。“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其实就是在婆家也要行孝悌。待人父母如待己父母，是传统中国婚姻中的温情。当然，这些品德、行为对于一个同样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来说，并非一蹴而就之事。所以，曾国藩特别提醒，家中的长辈要循循善诱，引导新妇一点一滴去养成，在日改月化中逐渐形成妇德。而不是一味苛责，故意刁难。这样的女德养成，恐怕对于女性自身也是必不可缺的。

儒家思想中的女性身份，似乎一直很模糊，也有人认为儒家对于对女性有贬低、苛责之义。其实，现实生活中，既有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自我实现的例子，同样也有自我牺牲的例子，然而无论正反，都不应该简单地把原因算到儒家的身上。儒家讲君子之德，同时也讲后妃之德。“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品德高尚的女性所散发出的魅力；“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也是以女性的纯粹之美来谈礼的质朴本质。而在后世儒学的家礼、乡约中，对于女性的品德、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更是肯定有加。甚至，一个女子若有高洁的品质，还会影响一家之家风。可见，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非同小可。曾国藩在这里所强调的新妇之德，并非困难之事。细究起来，也不过是女性的齐家之本。当代女性，虽身处职场，但也不应该忽略家庭。二者若能平衡兼顾，自然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尚不足以平衡，女性在生活中时刻保持宽厚、温润的德性，勤俭、端庄的行为，亦是该有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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