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星”杨耐梅，出名后生活放荡不羁，嗜赌成性，晚年沦为乞丐

杨耐梅的出名，可苦了她的父亲杨易初。在 20 年代，虽然女明星有数不清的崇拜者，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演员仍无社会地位，上流社会中，捧角的比比皆是，但却不能容忍演员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
杨耐梅本出身名门，却甘居戏子演员行列，而且还专演放荡女性，杨易初深以为耻，认为有女如此，复有何面目再见亲朋好友?他苦口婆心，反复劝喻，无奈一贯任性且已迷上拍电影的杨耐梅半句也听不进去，依然故我。杨易初伤心已极，父女感情破裂，关系断绝。

电影不仅使杨耐梅艳名远播，也给她带来大笔钱财，明星公司每月付给她500大洋的薪金，拍片则另有报酬。
成名之后的杨耐梅在爱多亚路拥有一幢二层楼的洋房，穿着打扮更是刻意求新求异，引起有闲阶级的太太小姐们竟相模仿，上海的几家高级时装公司因她的经常光顾而顾客盈门。
杨耐梅为人亦豪爽，喜结各方朋友，她家客厅常常高朋满座，她则长袖喜舞，八方迎合，成为聚会的中心人物。
而一般的市民观众，则既为她的表演又为她的大胆而多彩的生活所倾倒。曾和她合演过电影并一度借居于她的寓所的名演员龚稼农忆及1925年前后的杨耐梅时说:
“耐梅的生活琐事，被具有好奇心理的影迷渲染传播,真是街头巷尾，茶楼酒馆，人人无不以谈耐梅为见广识多。”
与此同时，杨耐梅仍不断上戏。1925年，她参加了明星公司两部重要影片的拍摄:《新人的家庭》和《空谷兰》。

前者可算是中国第一部“巨片”，上海影坛最著名的演员几乎都被邀请参加了该片的拍摄，轰动一时;后者则曾创下默片时代中国电影营业收入的最高记录，达132300元。
杨耐梅在这两部电影的排名表上，虽屈居“影后”张织云之下列第二，但她的戏还是很重的,影片在上海滩大受欢迎，与她的引人表演是分不开的。
1926年，杨耐梅主演《良心的复活》一片，并在公映时首创随片登台，也即今天的演员与观众直接见面，造成了空前的轰动，把杨耐梅推上了她银海生涯的巅峰时期。
这部影片是鸯鸳蝴蝶派文人包笑天根据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改编，只是换上了中国背影，片中人物也都是中国人。执导该片的是名导演卜万苍。
《良心的复活》一片拍竣后，卜万苍为使该片更具号召力，想出了让杨耐梅随片登场的绝招。
他们选择了片中女主角抚育婴儿轻唱《乳娘曲》的一段颇为动人的戏，在首映该片的中央戏院舞台的银幕后面，搭了一台与片中场景完全相同的布景。影片放映时，每映及这一场面，银幕升起，舞台灯光渐亮，与片中化装完全一样的杨耐梅登场，在小乐队的伴奏下，轻展歌喉，唱出一段《乳娘曲》，歌毕，银幕复又降下，影片继续放映。
前后虽不过短短三分钟，却使观众得以一睹活生生的杨耐梅的芳容和亲耳聆听她的歌唱。经报纸一渲染，此举果然让杨耐梅的影迷们如醉如痴，同时也引起一般观众的好奇心，因而观者如潮，连映20 天欲罢不能，杨耐梅走红至极。
接着，杨耐梅与卜万苍再度合作，1927年拍出了《湖边春梦》一片。该片由著名作家田汉编剧。
当时的田汉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潮极感兴趣，受其影响而尝试创作了这部既充满浪漫情调又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电影剧本。
剧本描写的是一位青年作家在赴杭州的火车上与一位少妇邂逅，她妖艳的容貌和不俗的谈吐令作家欣羡不已。抵杭州后，作家独居旅店，思念白天所遇，心旌摇曳，夜不能寐，俄尔觉得有人推门而入，举目观之，正是日间所见少妇。作家携少妇同游西湖，双双坠入爱河。不料该女竟是虐待狂，作家也渐渐变成被虐待狂。作家猛然惊醒后，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发着高烧，方知原是湖边春梦一场。
片中少妇一角，对杨耐梅来说，正是完全对她的戏路，演这类角色本是她的拿手好戏。剧组在杭州实地拍摄，将杭州的湖光山色个个景点一一摄入镜头，并与故事融为一体，成为一部别具一格的风光故事片。
著名戏剧家、电影编导洪深也曾与杨耐梅数度合作。洪深于1925年加盟明星公司任编导。此时，他比较热衷于反映上层社会少爷、小姐、少奶奶和银行家的生活，他这个时期编导的数部影片都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其中，《四月里的蔷薇处处开》和《少奶奶的扇子》两片都是由杨耐梅领衔主演。
前者摄成于1926年，描写了一位银行总经理已有一妻一妾，但仍是见一个爱一个，最后竟爱上了一个女拆白党。幸亏妻妾明辨，经理方幸免上当，于是改邪归正。后者系洪深根据英国作家王尔德的舞台剧译编,摄成于1928年。讲述了一位一生放荡的母亲，在其已婚的私生女欲投入一恶少怀抱时设计相救的故事。两片的女主角皆是放荡的女性，杨耐梅演来得心应手，毫不费力。
虽然杨耐梅的名声日盛一日，但她在表演艺术上并无多少长进，电影界的商业作风阻碍了她在艺术上有所追求。
中国电影与戏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年代电影界内外都按戏剧的习惯模式将电影演员定为生、旦、丑等种类。电影公司的老板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决不轻易让已被“归类定型”的演员再去饰演别的类型的角色，这就限制了演员戏路的开拓和演技的提高。
尤其像杨耐梅这样惯演娇艳女性的角色，老板和导演要的就是那份妖气媚态，怎能让她另谋发展。杨耐梅虽然在不同的影片中表演着不同的故事，有着不同的名字，但实际上是千人一面。
当时多数观众的欣赏水平也十分有限，演员受观众欢迎的程度往往不是取决于其演技的高低，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他们长得帅不帅或靓不靓。杨耐梅之所以得到观众的亲睐，与其说她对其塑造的角色有深刻理解而深深打动了观众，不如说她是在一次又一次重复她那固定的媚俗的程式化的表演而不断地满足了观众。
名声大振之后，杨耐梅在拍片之余更谈不上孜孜于表演艺术的探求，她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社交生活中去了，甚至发展到连拍片时间也不能遵守，迟到早退成为司空见惯的事。由于她是公司的摇钱树，导演乃至公司老板对她也只得忍让三分。
杨耐梅因其在银幕上的放荡形象而著名，最可叹的是她在银幕下的生活渐与银幕上一般无异。
在交际场上，杨耐梅如鱼得水，她使众多的英俊后生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在跳舞场上，她是跳舞皇后，每逢她参加舞会，在她的身旁，总围着一大堆人等候与她“分享”舞韵。在上海滩风月女明星
鸦片室，她也是一杆好“枪”，吞云吐雾，悠哉优哉。在赌场，她更是一个赌鬼，一上牌桌，一切事情都忘记了，在赌海中欢笑、忧伤。只不过此时她还能控制住自己，才没有闹出太大的风波。
长期受雇于明星公司使杨耐梅渐渐感到不能满足，约在1927年，她萌生了自办电影公司的念头，以拍摄她自己最喜爱的影片，当然，这也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自办电影公司谈何容易，且不说要有齐整的创作制作队伍和各种拍摄制作设备;单说拍摄一部像样的影片的制作费就令人咋舌，少则上万，多则数万元;且能否收回成本乃至赚钱事先是难以把握和保证的。
杨耐梅纵然平时手头阔绰，但其收入也仅仅够她日常挥霍而已，要拍电影，苦无足够的资金。
正当杨耐梅宏图难展之时，恰好盘踞山东的军阀张宗昌派亲信来上海见杨耐梅。来人转告杨耐梅，张宗昌将军慕杨耐梅芳名已久，只恨无缘见面，故特派专人恭请杨耐梅北上赴鲁，以了张宗昌一睹芳容之快。
当然，张宗昌决不会让杨耐梅白跑一趟，如果杨耐梅有意自组影片公司的话，张宗昌愿出巨资，以助一臂之力。
张宗昌是一位粗鲁、野蛮、政治上极为反动的军阀，更兼有“花国将军”的诨号，可谓臭名昭著。他请杨耐梅北上，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张宗昌有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人称“三不知”将军。

杨耐梅听人说过,张宗昌坐镇山东以后，曾来上海一趟那一趟不是为公务，而纯粹是来寻花问柳。那一次是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接待了他。
杜月笙为了巴结张宗昌，便在富春楼为张宗昌安排了盛大的欢迎场面，名妓“富春楼老六”侍候他。
富春楼老六长得真漂亮，可谓倾国倾城。一头乌黑的头发，生就那冰雕玉琢般的丽质，白嫩的椭圆脸上，衬托着美丽的鼻子,樱桃般的小嘴,特别是柳叶眉下那双脉脉含情的丹凤眼，潜藏着摄人心脾的魅力。她具有窈窕淑女的妩媚，翩翩才女的文雅。
张宗昌虽说是山东老大，曾玩过许多妓女和姑娘，但见了富春楼老六，他觉得以前算白活了，只有这个女人能勾张宗昌的魂摄他的魄。
张宗昌撇开欢迎他的人群，抓起富春楼老六的粉手，搂着她的细腰，跟大家招呼也不打，便钻进客房鬼混去了。这天晚上，张宗昌和妓女老六直“斗”得晕天黑地，不分伯仲，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两人才衣衫不整地起床。
在上海的一段日子里，张宗昌会见了各路妓女，如白俄妓女、日本妓女、上海妓女等。离开上海的时候，张宗昌还咂着嘴皮说:“他娘的，还是上海的女人够味!”
因此，对于张宗昌的邀请，平日里无所不敢为的杨耐梅也不禁犹豫不决:
去吧，远离上海，只身北上，万一有个闪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不去吧，白白放弃一个得到巨款而且是亟需的巨款的机会，那可不是杨耐梅的作风。考虑再三，杨耐梅毅然决定冒险作山东行。
在明星公司摄影棚里，导演张石川向杨耐梅问道:“我听到了一些谣言，说你与驻在济南的大将军张宗昌交往甚密，还要亲自前往拜见。真有此事?”
杨耐梅开口一笑说:“谣言是讲我迫于张宗昌的权势，不得不同意被他金屋藏娇!”
“有这种事情吗?”
“有呀。张宗昌邀我去济南安的什么心我不清楚，可我要去做什么自己却是清楚得很。”杨耐梅信心十足地说。
张石川调侃道:“去做什么?总不会是要张将军拍电影吧?“倒底是张先生聪明，一猜一个准!”张石川听了此话，很是吃了一惊。
杨耐梅自顾说下去:“张将军表示只要我去那里，他可以给我一笔资助，让我拍自己喜欢的片子。怎么样?这下我可以自己拍那个你们不感兴趣的奇女子余美艳了……”
原来当时上海小报上登了这么一个新闻:一个荒唐得在大街上撒钞票的富家女子叫余美艳，此人是上海一奇。杨耐梅看了这张小报后，让张石川他们根据这个新闻编一出戏，让自己主演，可张石川等人都不感兴趣……
杨耐梅说:“中国女子从来只晓得三从四德，却不晓得自己除了为那些男人生生死死之外，还可以有点别的作为!今天我也算是来跟张先生打个招呼，等我从济南回来，一定要开办一个自己的电影公司，专拍让天下人称奇的女人……”
张石川听完杨耐梅的一番话后，知道杨耐梅铁了心要去济南了，便劝慰道:
“杨小姐，难道你没听说过张宗昌是个'花国将军’吗?凡是他看中的女人，没有能逃出他的魔掌的，你还是再三斟酌一下吧。”
“张先生，你说男女之间那点事又算得了什么，别把它看得太重了。人生本是一出戏，我们只不过在戏中扮一回角色而已。如果戏里要求我们演床上戏，那就演一下又如何。我这次上济南不过是实拍一出戏而已。”
杨耐梅一席话，直听得大导演张石川目瞪口呆，再也不作声了。
当杨耐梅将自己北上济南的决定告诉几位电影圈内的朋友时，他们无不吃惊，都力劝她打消这个近乎荒唐的念头。但杨耐梅决心已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朋友们见她不肯回心转意，只得一边叹气，一边为她打点行装。
杨耐梅的举止行踪一贯是上海大小报刊从不放过的追踪内容，她自己对此也颇有点沾沾自喜，常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一些“艳闻”，让那些报刊特别是专事登载名人私生活的小报记者们去津津乐道。
但此番济南之行，她对外界的讯问却不置可否，任由各报去捕风捉影胡乱猜测。直至登车北上之时，方告知报界，她此番济南之行乃是应张宗昌之邀，她亦欣然北上作短暂观光云云。
杨耐梅赴山东后，她在上海的朋友以及影迷们大多认为此番她一定凶多吉少，着实为她捏了一把汗。谁料半个月后，杨耐梅不仅平安返回上海，且随身携回大笔款项。她重见好友，那满面春风得意非凡的样子，令朋友们钦佩不已。
杨耐梅到底在山东干了些什么呢?这里我们不得而知。据某小报记者云:杨耐梅此次山东之行可谓潇洒之极。且不说张宗昌亲到车站迎接，军警们前后护卫，杨耐梅自是风光一番。晚上，张宗昌摆宴接风，很是吹捧了一番，吹得杨耐梅飘飘然。
据知情人透露，杨耐梅在山东的半个月里，与张宗昌形影不离，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向山东各界广泛宣传杨耐梅演的电影。杨耐梅自是感激不尽，与张宗昌乐此不彼。
据说张宗昌曾有个想法，想把杨耐梅永远留在山东，占为己有。但无奈杨耐梅只愿在他身边呆一段时间，不愿长住，而张宗昌虽有此心，但怕上海电影界拿此事向全国宣扬，只好把她送回上海，并且送她巨额款项。
杨耐梅回到上海后，退出明星电影公司，自组的“耐梅影片公司”宣告开张。
对于耐梅公司首拍什么电影，杨耐梅早就看中那位广东青年女子余美艳，因抗拒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来到上海，为表示她酷爱自由和不拘礼教，她的生活浪漫多彩。一次，她竟然从楼上的窗口向马路上、人行道上抛洒银元，目睹行人争相抢夺。抢夺之中，有人差点葬身车腹之下。为此，她大笑不已。此番情景经报纸一渲染，社会舆论顿时为之沸沸扬扬。
素好标新立异的杨耐梅对此也自叹弗如，她灵机一动，何不将余美艳的事迹复现于银幕。因此，她求教于大导演张石川但张对此不感兴趣，使她碰了一鼻子灰。当耐梅公司开张伊始杨耐梅当即就投入了描写余美艳的《奇女子》一片的拍摄工作。

熟谙电影创作的杨耐梅深知拍摄一部好影片的秘诀，她聘请了极富才华的名导演史东山执导此片，初出茅庐日后成为大导演的蔡楚生应邀作史东山的助手，任副导演。女主角余美艳的饰演者当然非杨耐梅莫属，而男主角则聘请了有风流小生之称，20年代红极一时的男影星朱飞担任。
这样的制作阵容在当时说来还是颇为齐整的。1928年，《奇女子》片成公映，果然轰动，票房收入很高，耐梅电影公司开门大吉，赚进了不少钞票。

应该说，杨耐梅是有些眼力的，如果她把精力全部投入电影界，那日后的成绩肯定不一般。但成为公司老板的杨耐梅不但不约束自己，反而越发放纵自己，她终于走上了使艺术青春毁灭的道路。她渐渐染上了鸦片毒瘾，难以自拔。
顺便说一句，当时的电影界吸鸦片成风，这与拍电影工作辛苦有一定关系。有时为了赶拍影片，演员导演甚至几天不出摄影棚连轴转，吃饭睡觉都不卸装，当他们精力不支时，就靠吸鸦片提神。
明星公司的影棚里，醒目地放置着烟榻和一应烟具，郑正秋、张石川等名导演及一些著名演员，包括女演员都是瘾君子。拍戏拍累了，就躺下抽两口，精神顿时大振，但吸毒成瘾而将青春和生命葬送于此的不乏其人。
杨耐梅吸鸦片的另一个原因，是为摆脱精神上的空虚。由于她在人生和艺术上均无执著的追求，依靠自身天然的优越条件和机遇功成名就之后，对今后的道路却深感茫然，每每想及将来之时，惆怅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吞云吐雾，一解烦忧。杨耐梅虽未因吸鸦片而家破人亡,但销蚀了青春则是无庸置疑的。
给杨耐梅带来直接灾难的是她染上鸦片瘾的同时，又染上了赌瘾，由输赢不大的小赌逐步发展到一掷千金的豪赌，最后则是一注上万元的狂赌。
上海滩的各种丑恶社会现象中，臭名昭著的当属赌窟，而在赌窟中，首屈一指的当属虹口大赌窟。凡在上海滩居住过一段时间的人，无不知虹口赌窟的神通广大、财力雄厚;赌窟里的输赢，通常是一次就盈千累万。至于其中的黑幕则鲜为人知。而赌窟里赌徒们的阴险狡诈、手段隐秘的真相，更为世人不晓。
赌场有一个口诀是:“不怕精，不怕良，最怕不入场”。又说:“下风输十上风九，既入罗网何处走。”只要一个人进了赌场，即使他有再大的自制力，也难逃厄运。
虽说赌场输赢不一定，也许你发了财，也许倒了霉，究其根本，你还是输得多赢得少。为什么呢?开赌场的一般都聘有高手，他们会在人们的眼皮底下作弊而不会被发觉。作弊的手段多种多样，如“量天尺”、“飞子”、“提子”、“添丁”、“摄子”、“一声雷”更有“看路法”、“认牌法”、“掉牌法”、“使骰法”等多种作弊手段。
赌场上作弊高手叫“老迁”老迁的手法是:一是“卖”:即赌徒欺骗非赌徒。二是“要”:即当赌徒同非赌徒赌博时，赌徒手中有大牌，但还缺某张牌，不能排成对顺的牌，于是做小动作，告诉有这张牌的赌徒，施展飞片法，把牌送来。三是“飞片”:即某一方把牌飞送另一方。四是“带”，即夹带。五是“叫”:即手中没有这张牌，却能把它叫来。
你想，赌场中有如此多的陷阱，局外人还能不输个精光。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可以说赌博为最大的一害，但沉溺于其中的人至死都不能悔悟。杨耐梅就是这样的一员。
杨耐梅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赌场，她对赌场流连忘返，一是因为精神极度空虚，二是赌场极具有刺激性。但当她创下一夜之间输掉8万银元的纪录之后，她冒险作济南行，苦心拍《奇女子》所得的数十万家产已所剩无几，耐梅公司创业不到两年，就被迫关门了。公司不是因为经营的失败，而是毁于杨耐梅的不良嗜好，实堪告叹。
耐梅公司关门后，杨耐梅只得重新受雇于人。30年代初，她曾一度参加顾无为的剧团，演出根据张恨水的著名小说《啼笑姻缘》改编的同名舞台剧，并曾到南京演出过，很多观众都慕名前来观看。
但演出结束后，顾无为只肯给杨耐梅月薪300元，这对大手大脚已成习惯的杨耐梅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如何够她开销，她在提出加薪要求遭拒绝后，愤然拂袖而去。
演剧不成，杨耐梅重操旧业，加盟宁波人邵醉翁的天一影片公司，参加了天一公司第一部有声片《歌场春色》的拍摄，但演的角色并不重要。
接着，她又领衔主演了《最后之爱》《上海小姐韩绣雯》两片，均为有声片，分别摄成于1931年和1932年。
三十年代初，有声片技术已投入应用，有声片将取代默片已成定局，天一公司则是有声片的最积极的倡导者。
可是，杨耐梅乃粤籍人氏，国语讲得生硬吃力，这在默片时代根本不成问题，而拍摄有声片则有些勉为其难了，因为当时“片上发音”有声片都是采用同期录音。
除此，杨耐梅已年近30，虽风姿不减，但鼎盛时期已过，锐气已折，再加上天一公司的老板娘，中国第二位“影后”陈玉美牢踞公司台柱的地位，杨耐梅无法与之竞争。于是，杨耐梅开始考虑抽身引退，找一个如意郎君，以完终身大事，将来可以有个依托。
恰在此时，曾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革命的著名人物陈少白之子陈君景出现在杨耐梅身旁。
陈君景也是广东人，毕业于岭南大学后又赴美国深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风度翩翩年轻有为的陈君景令杨耐梅一见倾心，陈君景亦爱慕杨耐梅的才貌，两心相吸，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贯爱出风头的杨耐梅也许至此已看破世态炎凉，故在未惊动任何亲友更不用说舆论界的情况下，举行了极简单的婚礼。
杨耐梅从此退出影坛，甚至连社交场合也绝迹不至，与婚前相比，判若两人。但陈家上下大概觉得这门亲事有辱门风，故一致反对，陈君景乃携杨耐梅移居香港。
杨耐梅告别影坛之时尚不到30岁，她的引退，曾令无数影迷留恋叹息，但更令人遗憾和可怜的是她那凄苦的晚年。
杨耐梅与陈君景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后，1956年，两人劳燕分飞，宣布离婚。此时的杨耐梅既无私囊积蓄，又无一技之长，竟至沦落街头行乞。
终于有一天，她当年的影迷发现一位衣衫褴褛、沿街行乞的老妇竟是当年红极一时的艳星杨耐梅!这个消息一经传开，人世沧桑，令多少人感慨不已。

1957年，杨耐梅在台湾的女婿得知此讯后，将她接往台湾定居，方使她得以免受饥寒交迫之苦。回首往事，杨耐梅叹道“余衷想前事，如春梦一场，甚思同业后辈，以余为借鉴，得意时切要留作后步，为老年时作计算。”
1960年2月27日，杨耐梅悄然病逝于台湾。

指导教练：秦昆联系电话：13619641851

“艳星”杨耐梅，出名后生活放荡不羁，嗜赌成性，晚年沦为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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