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中国读者都是通过《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Public Passions: The Shi Jianqiao Case and the Rise of Public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认识您的。这本书也是研究现代中国情感史的一部开创性著作。在那之后,有些读者可能期望您进一步开拓情感史这一领域。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您从情感史转向了科技史和工业史?
林郁沁:是的,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微观史非常流行。那时微观历史之父金茨堡正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我有幸得其亲炙,受益匪浅。他最有名的书《奶酪与蛆虫》(The Cosmos and the Worms)研究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十六世纪意大利磨坊主,他对宇宙有自己的理论,即宇宙的结构类似于一个里面有蛆虫的奶酪。金茨堡出色地利用这个在法律审判史料中出现的古怪人物来理解十六世纪意大利农村的流行文化以及更大的结构性问题,他还通过这个案例来理解当时印刷业的兴起。虽然金茨堡只探索了一个案例,但却提出了大问题。微观历史的长处就在于你能够用一个案例分析更广阔的历史进程,但人需要一点运气才能做微观史,你必须找到合适的人物或者合适的案例加以研究。通常这些作为案例的人物或事件有很多围绕他们的材料,使得你可以利用这些材料来思考更大的问题。在金茨堡的书中,那个古怪的磨坊主正好接受过宗教审判,因此有很多关于他的司法记录,我们可以通过审判记录听到他的声音。金茨堡也参考了当时一些关于宇宙学的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方兴未艾的印刷术帮助下广泛传播。磨坊主正好能够接触和阅读到一些异端邪说,从而形成一些对宇宙的文化理解。
林郁沁:因为我专注于二十世纪,有很多围绕个别案件和个别事件的材料。但当你回溯到更远的时代,在中国做微观史的确变得更难。我们刚才说的金茨堡,他研究的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农村。还有一位著名的微观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主要研究近代早期的法国。她的《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通过一个十七世纪的奇特案件研究法国社会。如果我们要研究早期现代或更早的中国历史,类似分量的资料是比较难以获得的,主要因为中国司法档案的记录和保存制度跟欧洲不一样。这里我想到的一本中国微观史的成功例子是史景迁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当然,这本书还不能算典型的微观史,不过,史景迁是一个顶级的讲述者。他以一个叫王氏的女人的死亡及其意义为线索,带我们进入到清初一个普通山东村庄的生活世界,探索晚期帝国性别、法律和乡村生活之间的关系。他还善于用诗歌和小说来补充一些历史材料的不足之处。由于他讲故事的能力无出其右,所以能够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把虚构与非虚构编织得严丝合缝。不过,我认为他的作品还是跟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和卡洛·金茨堡等以近代早期欧洲为背景的微观史有所不同。另一个中国史语境下的微观史的例子就是曼素恩(Susan Mann)的《张门才女》(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这本书描绘出了一幅十九世纪的有教养的士绅家庭生活图景,它用一个家族案例来理解宗族或大家庭的衰落这一历史大势。当然,人们可能对她这本书提出一些问题,例如她有时需要通过解读诗歌来补充历史记录,有时又需要用历史学家的想象力来理解这些大家族的妇女为何在特定背景下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我认为《张门才女》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前中国史作品中比较成功的微观史研究,曼素恩通过诗谱这种家庭内部记录解读出一个家庭的生活,进而讲述了一个关于十九世纪历史变迁的故事,尤其是大家庭所面临的压力。进入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后,研究者开始有足够的史料在中国史的背景下做非常丰富的微观史研究,这样我们就不用像史景迁和曼素恩那样用文学材料补充史料的不足。
林郁沁:在陈蝶仙的时代,大众传媒对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大规模机械化的文本生产和现代印刷工业的兴起。在这方面,我的同事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写了一本精彩的专著《古腾堡在上海》(Gutenberg in Shanghai)。他考察了印刷机的进口如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印刷业的机械化,改变了中国的印刷品市场,使得中国印刷与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这种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文本的能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相当多的文人的生计,他们拥有了更庞大的读者群。《施剑翘复仇案》主要考察了施剑翘如何成为媒体宠儿,她通过塑造自己的媒体形象,确保了公众对她非常暴力的凶杀行为的同情。她利用公众对其为父报仇行为的道义支持不仅获得了法庭轻判,甚至赢得了民国政府的赦免。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媒体的力量。
林郁沁:我很乐意向大家推荐两本近期读过非常喜欢的书。其中一本是布朗大学的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女士写的《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Floating Coast: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Bering Straits),作者围绕包括人类和动物在内的不同行为者,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或导致白令海峡的环境变化,是一本将环境史、动物史和资本主义史熔于一炉的出色历史著作,也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有原创性的历史之一。作者懂俄语,也懂美国史,更重要的是,她能够通过将资本主义与环境史相结合,从而为资本主义研究提供一种非常新颖的方法。
另一本我也想推荐的书还没有正式出版。作者瓦妮莎·奥格尔(Vanessa Ogle)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写过一本获奖的专著(《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她的新书叫《群岛资本主义:离岸世界的历史,1920s-1980s》(Archipelago Capitalism:A History of the Offshore World, 1920s-1980s),用一种很吸引人的方法重新书写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她的研究证明,随着大英帝国等帝国的衰落和战后英国及其他西方社会的干预主义福利国家兴起,这些战后福利国家完全依赖于她所说的离岸或群岛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世界秩序的边缘地带,在不存在民族国家的一些群岛和岛屿,西方资本建立起了一套高度资本化的、而且无人管制的经济秩序。正是这些资本主义的境外活动滋养了战后西方的福利国家。这两本书对我来说都很有启发,因为我目前也试图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资本主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