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师岁月
立志自学
1912年春，毛泽东退出新军后，决心继续求学，但对自己将来究竟做什么，现在应进什么学校，习什么学业，并无明确的主见，只得根据报纸所登的招生广告选择学校。首先报考了警察学堂;当他看到肥皂制造学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有津贴，特别是“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的广告后，他又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后来他又相继报考了法政学校、商业学堂、高级商业学校。他曾一度激起了做一个“商业专家”的希望，并写信报告父亲，取得了父亲满心欢喜的支持。但他在此校仅住一月便退出，考取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当年下期改名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发榜时，他名列第一，乃入该校就读。
这个学校很大，是当时办得较好的学校。毛泽东在这里获得不少知识，发展了他的某些特长。他有文学爱好，因此许多国文老师都很喜欢他，有一位国文教员还主动借给他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他写了不少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是其中的一篇。
商鞅“徙木立信”，是流传甚广的历史故事，见于《史记·商君列传》。记的是:战国秦孝公在位时，重用商鞅，先后两次在秦国变革新法，怕老百姓信不过，就在国都南门竖一木桩，宣称谁能将木桩徙置北门，赐金十两。但谁都不信有此等好事，不去徙置。商鞅在孝公支持下，又宣布，谁能徙，赐金五十。后果有一人试徙，当即赐金，以示不欺。随后颁布新法，表示要像“徙木即赐”一样，实现新法，取信于民。毛泽东看到这一故事后，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大发感怀。故他在《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章开头即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文章接着紧紧扣住“立信”二字，以较大篇幅，从立法的角度和法与民的关系上，论述了要取信于民，必须是立法本身有利于民和国家与人民有着良好关系的道理。他写道:“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但如果法令不善，或者政府与国民之关系本来对立，民“又安有信之之理?”
文章继续说:“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因为他所制定的新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然而，国民对此为何“惮而不信”?政府又为何“必徙木以立信”?这是因为政府早已失信于民，对政府的言行，“黎民惧焉”。所以，虽然执政者“煞费苦心”，搞“徙木立信”，但结果必然是立而不信，“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
通过如此“逆折而入”的笔触，毛泽东结论式的写道:“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湘阴人，前清秀才)阅后，对毛泽东极为赏识，赞誉他“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给该文记了100分，并在文题上方写了“传观”二字，除通篇多处串圈外，还作了七条眉批和文末总评，共计150字。批语认为，文章“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又赞称这篇文章“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因为这所学校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所以毛泽东不喜欢它，在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好。他在该校住了6个月便退学了。
1912年7月，毛泽东离开高等中学后，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过着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活。
湖南图书馆位于离住处约三华里路远的定王台，故亦称定王台图书馆。它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量为全省之冠。馆的楼上是书库，楼下是阅览室。毛泽东初进该馆时，看到各种中外书籍卡片和报刊杂志，其中多为从未见过的，真是又惊又喜，不知从何读起。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下定决心，首先了解馆藏概况，然后确定重点阅读的自修计划。他为了执行计划，尽可能多地看书，就充分利用该馆开馆时间,每天馆门一开，他总是第一个进去，借了书，就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读;馆关门时，他又是最后一个出来，而且还总是依依不舍。中午则到街上买两块米糕充饥，这也是他一天唯一的休息时间。无论是炎热的夏日，还是寒冷的冬天，他持之以恒，从未间断。
他在这里读了许多反映十八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名约》等，以及世界地理、历史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这些书，大多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同封建主义的文化是对立的。例如《天演论》阐发“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规律，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观点完全对立。虽然作者用生物进化的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是错误的，但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译者严复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场出发，把这本书翻译过来，呼吁“自强保种”，改革现状，却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年轻的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并联系社会实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和思考，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受到了空前的新启示。他后来对老同学说，他每阅读一本书，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此时，他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有康梁君主立宪思想影响逐渐消失。
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图，并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从此，他才知道世界很大，中国还小得很。世界既大，人口就多，问题也就多。人生在世，都希望过得幸福些，但是，“照我自己的经验看，联系在湘乡、韶山一带看的，一般人的生活都过得不好”，这是“不合理的现象”“要改革这种现象，就要革命，革命靠谁?就靠青年”。因此他深感自己和青年人责任重大，前途广阔!
他在省图书馆度过了半年自修生活。他认为这半年“极有价值”!
寻师觅友，问道求学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图书馆自修了半年。正当他获益甚多、兴趣正浓的时候，忽然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父亲认为他既不谋职业，又不进学校，是不务正业，不肯供给他费用了;二是他寄居的湘乡会馆，已被军队占用，使他失去了栖身之所。毛泽东同志只好决定继续投考学校。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则招生广告吸引了他。广告宣传“教育为立国之本”，又说学校不收学费，膳食费也很低，毕业后就可以担任教师。他想，从事教育工作，能够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唤起人民的觉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学校收费很少，可以解决自己眼前的困难，于是决定报考。一九一三年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始业，一师是秋季始业，因此，毛泽东同志多读了半年，直到一九一八年暑期才毕业。
第一师范的前身，原来是南宋理学家张拭讲学的城南书院清朝末年，这里办起了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改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改名后，第一师范的《校章》上明确提出“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民主主义)规定教育方针。所谓民本主义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道德实践。二、身体活动。三、社会生活(包括智育及课程教育)以及职业训练(包括智能实习和各种学生会活动)。”“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那时的公立学校，大都是被守旧派控制，一师虽然好一点，但是由于旧的影响一时难以清除，所以在对学生的管理方面，还带有许多繁琐的封建色彩。如学生应该遵守的“秩序”一项，就规定了二十八个“不得”:“不得经管一切非关学术之事业”;“不得入一切非学术之党社及教育会”;“不得干预外事，扰乱社会秩序”;“非经校长认可，不得私自开会演说”;“不得讴吟俚曲，调弄俗乐，及购置一切有损无益之书籍”;等等。但不管怎样，第一师范毕竟还有一些思想开明、诲人不倦的教员，加之不少学生来自比较贫寒的家庭，生活朴实，勤于攻读，学习空气较好。毛泽东同志决定利用这个环境，扎扎实实地多学点知识，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学习上一贯刻苦、勤奋。还在他刚踏入第四师范时，这一特点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学校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既无图书、仪器，又无宽敞的活动场所，校舍是几栋破烂的旧房，居住十分拥挤。同学们聚在一起时，常把学校设备差作为话题，牢骚、怪话不断。毛泽东同志从不参与这种议论。有一次，他对同学说，学习当然要有适当的条件，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努力。假如自己没有认真学习的打算，没有刻苦钻研的精神，纵然学校设备再好，学习条件再优越，也将得不到什么收获。古人不是有“囊萤”①、“映雪”② 的故事吗?他们学习。
①晋朝人车胤，家贫，经常没有灯油。夏天，他用小白布袋盛数十个萤火虫，晚上借萤光读书。
② 晋朝人孙康，性敏好学，家贫无油。冬天，他常在晚上借着雪光读书。
条件虽差，依旧学得很好。我们现在有房屋住，有教师讲课，已具备了学习的基本条件，就看我们自己如何努力了。假如一定要等到学习条件十分完善，才去认真学习，那就会白白地糟踏最宝贵的时间。
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更是抓紧时间，刻苦学习。清晨，同学们还未起床，他便借着熹微的晨光，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课外时间，他或者在自习室看书，或者到学校后山的君子亭学习，间或有意识地到喧闹的地方去练习闹中求静，静中求学。有一次，他拿着书本到最热闹的南门口去看，任凭人来人往，声音嘈杂，他只顾自己看书，时而默念，时而朗读，专心致志，旁若无人。夜深人静，同学们都已进入梦乡，他还在走廊上或茶炉室的灯光下看书。有段时间，他自备一盏小灯，下面用一节竹筒垫起，坐在床上看书。求知的欲望，常常使他不顾疲劳，忘记了睡眠。
当时，第一师范的课程非常繁杂，有近二十门学科，毛泽东同志把它比作一个“杂货摊”。繁杂的课程，与他追求真理的目的发生了冲突。他觉得在这样的学校里，长此以往，宝贵的时间必将白白地流逝。他为此而痛心，曾几次想退学。有一次，甚至已经走到了校长室的门口，他转念一想，读书总得有个地方，于是又退了回来。当时，社会上流行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只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救国，就只有革命。因此毛泽东同志根据寻求革命真理的需要，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哲学、史地、文学等社会科学的研读上，对于其他的课程，不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例如上哲学课，一般同学因听不懂，多昏昏欲睡;毛泽东同志则用心听讲，认真作笔记，深入思考。课余和自修时间，还在孜孜不倦地钻研。他对文学也非常爱好，曾精心研读过《昌黎先生集》、《昭明文选》以及《诗经》、《楚辞》等，对屈原的《离骚》、《九歌》尤为喜爱，曾十分工整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因而无论是古文，还是浅近文言文，都作得很好。他还爱好诗词，但不常作，偶一下笔，即成佳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就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所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抒发了一个革命青年的伟大志向和广阔胸怀，曾被同学们广泛传诵着。
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毛泽东同志想方设法找书看。他常到城里的书店和旧书铺去，看到合适的书，就买下来。第一师范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更是他常去的地方。图书馆里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许多他都借阅过。尤其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他读得十分仔细。由于借书频繁，他与图书管理员熊光楚成了好朋友。
在学习上，毛泽东同志还养成了好问的习惯。他常对同学说，我们称某人有学问，是指他好学好问，学与问是不能分开的，只有好学好问的人，才可能有学问。在学习中，他不去探究无关重要的奇闻轶事，而喜欢和同学们讨论各种学术问题，切磋琢磨，互资裨益。也常列出学习上的疑难和社会改造的问题，向老师请教。
毛泽东同志最敬爱的老师是杨昌济先生。杨先生曾留学日本、英国达九年之久。他与当时一般争学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的留学生不同，在外国，专心研究教育学和哲字，探求做人的道理。回国时，正值辛亥革命发生，谭延 拉他当教育司长,他不应允。那时候，一般到西洋“镀金”、到东洋“镀银”归来的留学生，大多钻营做官，竞选议员，或办实业，最“倒霉”的也要当个大学教授。可是杨先生却选择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当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杨先生写下的这幅对联，表明了他对军阀当道的现实是极为不满的，唯一的愿望，就是从教育入手，培养人材，挽救国家的危亡。杨先生教授伦理学，是一个道德高尚、性格坚强的人。他坚信自己的伦理学。经常教育学生要做一个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有益于社会的人。由于杨先生在哲学上是一个唯心主义者，难免有过于夸大主观作用的缺点;但是他的某些主张，特别是他追求新思想和躬行实践的精神，对当时受教的青年，还是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的。
有理想、有抱负的毛泽东同志，很崇仰杨昌济先生的学问和品德。他和蔡和森、陈章甫、张昆弟等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邀请杨先生担任指导。每逢星期天，他们常去杨先生家里，或一起讨论治学、做人的方法，或纵谈天下大事。好几个假期，当同学们纷纷回家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便到杨先生家里去自学，随时向他请教。
杨先生非常喜欢这批有为的青年，特别是对毛泽东、蔡和森两同志，更是十分钟爱。他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出身农家，“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毛泽东同志曾写过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先生非常赞赏，给了一百分。杨先生的改造国家、服务社会、不为个人打算的崇高思想，专心钻研、食必求化的学习方法，有远谋、有毅力、注重实践的办事作风和谨严刻苦的生活方式，对他的学生和他的女儿杨开慧，都有着非常有益的影响。
在教师中，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进步人士，对毛泽东同志的学业和思想上的帮助也是较大的。毛泽东同志非常尊敬这些老师，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在几年的学习中，他与这些进步教师有着密切的往来。他常将自己写的读书心得和日记送给他们看，征求关于读书和研究学问的意见。黎锦熙在自己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一九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晚，在泽东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陈)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一九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阅泽东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作课堂笔记，写读书心得，是毛泽东同志多年的习惯。凡是在思想上和学习上对他有帮助的，他都认真地记录下来。几年的时间，这类笔记、日记便积累了一大网篮，毛泽东同志把它送回韶山保存，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族人将它烧毁了。现在仅存一本字体十分工整的《讲堂录》,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一三年或一九一四年的课堂笔记。根据对原件的研究、分析，《讲堂录》中记载的治学和做人的道理，虽是老师所讲，但已经过了毛泽东同志的认真选择和整理。它强调一个人“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反对懒惰，说“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主张办事精细果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提倡务实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等。此外，《讲堂录》还记下了一些对历史、政局和人物的评论，以及自然科学知识。这些珍贵的资料，记录了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刻苦学习的精神。
一九一七年夏天，肖子升订了一个学习笔记本，取名“一切入一”,请毛泽东同志在本子的扉页上题词。毛泽东同志就此机会。精辟而深刻地论述了学习必须从一点一滴开始的道理。他写道: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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