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李俊有哪些故事？

李俊导演，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著名电影导演、中国红色题材电影导演的领军人物。
在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的名单中，有一位导演就像是一名隐形的舞者，他的名字也许被许多观众淡忘了，但是一提到他的作品、大家都会非常熟悉。1963年他拍摄的《农奴》至今依旧是中国电影教育最高学府的导演教材。1974年他拍摄的巜闪闪的红星》成了许多观众永远难忘的记忆。1991年他导演的《大决战》更是被誉为中国电影界的战争史诗。盲目地服从，比无知、比没有知识更可怕。
当时已经九十高龄的李老因为年事已高、身体不是很好，但是对于我们的到访还是非常高兴，虽然他有时听不清记者的问题或者忘记了许多过去的事情，但是在采访的过程中他还是尽力搜索着零星的记忆，为我们讲述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或惊险或传奇或动人的往事。1962年，四十岁的李俊因为在不久之前成功拍摄了电影《回民支队》已经成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小有名气的导演，那一年八一年正在为筹拍国庆十五周年献礼影片寻找合适的电影剧本，忽然有一天、厂长陈播看到了电影剧本《农奴》，大喜过望之余陈播把剧本给了导演李俊，李俊在读完了剧本之后马上就来了感觉。很早以前啊，西藏啊就是还没有改革的时候自己就去过一次，自己对西藏的生活呢也有点简单的了解，当时在西藏看见了那个农奴的生活，这些农奴的生活呢自己很早就看见了，是解放了但是还没有改革，那么现在呢黄宗江写这个剧本也是农奴，自己就喜欢了，自己就决定拍《农奴》了。《农奴》的剧作者黄宗江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解放前就写过剧本、演过话剧，是八一电影制片厂里著名的才子；而军旅出身的李俊，身为导演，在片场拥有将军一样的强大气场和绝对权威，在剧本和演员的问题上、李俊一旦打定主意，就绝对不会妥协。1963年2月，《农奴》摄制组刚刚成立，编剧和导演这两位才子就因为剧本的修改问题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黄宗江就是剧本写得很好的，但是呢，导演分镜头的时候、自己就一定要根据这个文学剧本分镜头。自己分完镜头以后，黄宗江一看他不满意，大家对剧本意见分歧很厉害。我建议把你们这个意见报给夏衍同志，请夏衍同志来决定。
因为在剧本的修改问题上李俊和黄宗江互不让步，于是他们一起找到了当时主管中国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夏衍从文学的角度肯定了黄宗江的剧本，同时也从导演的角度向黄宗江说明了剧本修改的必要性。在夏衍的调解下，这对搭档消除了心中的误会，又亲密无间地杀回了片场。自己认为自己的比他的好，我就用我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得改好了，我改它我有信心。影片《农奴》是第一次在电影银幕上讲述西藏农奴翻身解放的历程，为了塑造好农奴强巴这一典型形象，在演员的选择上，李俊大胆地做出了一个决定，而正是这样的一个决定成就了农奴强巴这一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我们开始啊，我们没有带演员，那时候自己心里边有个想法，就地取材来选，从这时候吧我们就选的完全选成西藏的演员了。演强巴这个演员非常好，农奴演《农奴》这个本身就说明我们的国家里面农奴自己起来反映自己。原来还想啊，是不是加点汉族演员进去，后来一想了一下以后，干脆一个汉族演员也不用、全部用农奴演员。自己就找我们的副导演，自己说你去排一排农奴这个戏，他去一排戏以后，他就告诉说李导演不错好极了，我们就全部用西藏的演员演这个戏。
在决定全部使用藏族演员出演片中的藏族角色之后，李俊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些西藏的演员都不会说汉语，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剧组的副导演建议拿出几个月的时间系统的培训这些演员的演技和发音，这也是当时中国电影界拍摄的时候经常采用的做法，然而李俊又一次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他们讲汉语啊，可以，但是讲汉语就是像不会讲的人啊，你的、我的，他语法不准，叫他讲呢，他的发音就不准确，四声讲不清楚。我讲的话他这个可以了解得很清楚，但是要说的话呢，他说不好，就是还是用藏语来说。当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为了把《农奴》拍好，给李俊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东德艾柯发彩色胶卷，然而一向喜欢新技术的李俊这一次却出人意料的决定采用黑白胶片进行拍摄，后来正是这一匠心独具的色彩处理成了这部影片的又一大亮点。我们这个摄影师说，拍黑白的，他说是黑白的反差很大，对于整个主题有好处。它反差大，看起来比较沉重一些，你要用彩色片那时候彩色片也不好，花花绿绿地看起来不深沉不振作地，所以我们摄影干脆用黑白片子，使它反差大一些，自己也同意。剧组成立之后，关于外景地的选择也引发了一场争论，前往西藏拍摄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拍摄电影，高冷、缺氧、交通不便、供给困难，而且此前还没有在那里拍摄故事片的先例，于是有人建议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进行拍摄，这样既可以节省经费、也会方便调度。李俊并没有立刻否定这一建议，而是派美工寇洪烈到避暑山庄考察了一番。经过实地考察，李俊认为西藏的高穹流云、庙宇建筑和风土人情在避暑山庄根本无法再现，若想让将来的电影具备真实的时代感和环境感、生活细节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为了拍出一部真实感人的影片，李俊带领摄制组进入西藏、过上了风餐露宿的生活。开始呢我们吃的饭不熟，因为在高原啊、看着水开了但是没有开，吃起来发黏没有熟，住在士兵站、但这个兵站条件是很不好的，就是自己把自己行李打开铺开，地下是草，草都钻到被子里面去了，不吃苦不行的。吃得苦中苦，才有乐中乐呢，愉快是从艰苦奋斗得来的。1963年，电影《农奴》一上映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影片既有纪录片般的强烈纪实感、又具备着故事片的丰富戏剧性，再加上长镜头和颇富象征意味的光影造型以及特技的应用，使影片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传奇佳作。《农奴》1981年获得了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奖，这是世界电影界在时隔十几年之后对这部优秀影片做出的再一次肯定。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恐怕许多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观众都会忍不住地跟着一起唱起来，这首歌正是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曲，《闪闪的红星》当时在中国家喻户晓，特别是片中塑造的潘冬子更是中国电影史上著名的儿童英雄形象之一。然而在1972年李俊筹拍这部电影的时候，究竟该选谁来扮演潘冬子这个问题曾困扰了剧组很久。根据最初的剧本，剧组需要物色“小潘冬子”、“中潘冬子”、“大潘冬子”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少儿演员。消息传出以后，八一厂一下子涌进了百余名少年儿童，但试镜以后李俊都感到不理想。正当大家为此苦恼的时候，李俊偶然从少年儿童庆五一演出中看中了一个九岁的小男孩：祝新运。很快李俊就把祝新运接到八一厂试镜，然而祝新运刚一踏进摄影棚就引发了许多质疑。不像农村的孩子，干什么非要像农村的孩子呢，我们这个剧本里面并不是一定写农村的，他的要求不实事求是嘛，自己觉得好，干什么小孩不要漂亮，不要说小孩小的时候、那么大的孩子啊，怀里抱着孩子大家都喜欢他漂亮，对不对，谁喜欢这个孩子是个丑八怪啊，这说法都不对的，这说法。当时有人说祝新运活泼有余、可是厚道不够，祝新运很小的一个小孩儿，你还叫他什么老成似的，一天不说话、那还叫小孩子吗，对不对。而且自己选他的时候呢，给他出个题目他表演，他当时按照他的需要他表演、表演得很好的，一看就可以就决定他了。李俊力排众议对剧本作了修改，删去了“中潘冬子”、“大潘冬子”，于是作为“小潘冬子”的祝新运就成了整部影片中的焦点人物。对于李俊来说，如何让没有演戏经验的祝新运准确把握在三十年代艰苦环境中长大起来的少年潘冬子的形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师伟是个女同志她是副导演，她专门管孩子的戏，把孩子戏拍好。师伟教孩子有时候张开嘴，小孩把嘴一张，扔一块糖进去他高高兴兴的。在拍摄潘冬子的母亲被大火烧死的一场戏中，从没演过哭戏的祝新运在片场却怎么也哭不出来，眼看着布景道具就要烧完了，这可急坏了李俊。师伟给祝新运讲戏，说你妈妈被火烧了你哭不哭啊，师伟讲着讲着自己哭了，但祝新运还没有哭，自己很生气，自己一批评他，他就老实了，他也哭了。在副导演师伟的帮助下，潘冬子在熊熊火光中那愤怒的眼神和伤心的泪水打动了千千万万银幕前的观众。片中的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旋律优美，再配合上清新的画面，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歌曲的演唱者李双江也因此而名动天下。《闪闪闪的红星》在李俊的执导下成了一部清新而又不失凝重、同时又具有浓郁抒情气息的红色经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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