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睒睒，又一个逆袭的首富

11月8日，钟睒睒以4550亿的财富再摘首富桂冠。比胡润百富榜排名第二的张一鸣高出2000亿元，比昔日首富李嘉诚和马化腾之和多出200亿元，开创了20多年来中国首富财富值的最高纪录。
1989年，从商之初的钟睒睒在一封信中写道：“钱，仅仅是钱还是不够的。我的目标要高得多。”如今，两度登上“百富”榜首的钟睒睒，不知是否觉得钱还是不够，亦或依旧有着他所谓的“高”目标。

01

1985年1月，一篇名为《洪孟学为啥出走》的文章火遍了全国。
文章写的是一个名叫洪孟学的技术人才，因在国企被打压而负气出走乡镇企业，受到高度重视后，干出了一番大事的故事。由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事在国企中比比皆是，所以该文发表后，在无意中引发了许多怀才不遇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波热潮。
至于文章的作者，想必不用说，大家也知道是谁，这一年钟睒睒30岁。如果顺着这条路径，钟睒睒日后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但现实中，有许多事是我们不能假设的，就像我们也不能假设钟睒睒如果一直在乡下当泥瓦匠会如何一样。
当然，所有的假设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钟睒睒确实当过泥瓦匠。至于他后来为何又成为了一名记者，这就得从他的父母说起。
钟睒睒的父亲叫钟旭我，也叫杨翼，出生于1928年，解放前21岁的杨翼曾在浙东游击区从事新闻工作，解放后调入《浙江日报》，一直从助理编辑干到编辑，再到副组长。1957年，杨翼调入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成为政治宣传组的负责人。
钟睒睒的母亲叫郭瑾，是一名普通干部，曾因在肃反期间被人冤枉关了100多天，而不能释怀，她也一直在设法为自己洗清这个冤屈，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正好这年5月，周总理因事来到了杭州，杨翼作为电台负责人，自然知道总理的一些行踪，于是她告诉了妻子郭瑾。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郭瑾自然不会放过，因此她找准时机在总理出行的路上拦住了他，反映了自己的情况。
给总理反映情况，事情肯定会解决，但也肯定会得罪一批人。于是，他们很快被下放到了农村，当然与他们一起去农村的，还有6岁的儿子钟睒睒。所以，有人说钟睒睒是逆袭的首富其实也没错，因为他不仅在农村长大，正儿八经地学也只上了5年就辍学，去学泥瓦匠以及木匠去了。
按照父母对钟睒睒的教育重视程度来看，他们当时肯定是觉得平反无望了，所以与其让儿子多读点书，还不如乘早学个手艺，将来更有利谋生。不过，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让人看不清也捉摸不透。1977年，还在农村当泥瓦匠的钟睒睒，转年就跟父母回到城里，准备起了高考。

1978年，杨翼夫妇不仅“平反”回到了城里，还恢复原来单位工作时的职位，而且杨翼后来在事业上也算风生水起，一直干到了省社科联的领导后才于1993年离休。
既然回到了城里，知识分子出生的他们自然不希望儿子继续去搞一些低端技术类的工作，所以他们明知儿子只有小学5年级的文化程度，还是支持他连考了两年的高考，结果可想而知，据说每次都离最低分数线差20多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自1978年起，在“总设计师”的批示和支持下，全国各地建立了多所通过电视和广播上课的大学，简称“电大”，即现在的“某某开放大学”。当时，许多没能通过高考的社会青年，很多都进了电大学习，钟睒睒也成为了这批青年中的一员，据现在的浙江开放大学官网信息，钟睒睒是他们“1985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校友”。
因为电大不是全日制，所以钟睒睒是一边工作一边念书，回城后，他先是在浙江省文联负责基建管理工作，之后调到了《江南》杂志社。很巧的是，昔日的首富马云，这时正瞪着三轮车给出版社运杂志，其中有一本正是《江南》。
在《江南》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钟睒睒又被调到了其父当年工作过的《浙江日报》，正是在这里，钟睒睒写出了那篇让他一举成名的《洪孟学为啥出走》。
钟睒睒在《浙江日报》一共工作了五年，这五年比起那篇让他成名的文章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先后采访了浙江80多个县市的500多位企业家，这不仅让他开阔了视野，也积累了人脉，有的还甚至成为了他日后的事业合作伙伴，洪孟学就是其中之一。
1988年，国家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经济特区，这在当时引起一波海南淘金热。如今财富榜上的许多富豪，都是当年的淘金客。
当时的《浙江日报》也将新闻重点放在了有关海南“淘金”的新闻上，作为记者的钟睒睒在每日热火朝天的海南新闻中，终于按奈不住了，于是，他向报社提出了辞职。对于他的辞职，报社很是为难，一是钟睒睒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还有就是钟睒睒是体制内第一个提出辞职的人，报社也不知该如何“正确”处理。
经过一番商讨后，报社最终以“停薪留职”的方式处理了这件事。钟睒睒则满怀期待地来到了海南，到海南后本想准备大干一场的钟睒睒，没想到刚开始就吃了“败仗”。

02

离开《浙江日报》后，钟睒睒的第一份事业也是从他熟悉的新闻业干起，而且志向极其远大：要办新中国第一份私营报纸。
1989年7月1日，在筹备了半年多后，这份名为《太平洋邮报》的报纸终于面世了。在创刊号上钟睒睒写到：在世界邮报之林中，中国第一张邮报——《太平洋邮报》，应亚太时代之运，乘中国开放之潮，破土而出！……她将努力发挥自己的媒介作用，帮助中国实业界、理论界打开“门户”，走向世界；帮助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投资者透过“窗口”，了解中国。
从创刊号的文章中不难看出，当时的钟睒睒还是一位一腔热血的“文人”，对他所要面临的“世界”还处于一种感性的认识当中。不过，很快他就要因这种感性的文人热血而遭到“打击”。因为他的这份报纸，只发行了一期就被迫停刊了，至于原因大家肯定也能猜到，毕竟改革开放并不是什么都“开放”。
眼见办报这条路不通，前期投资也打了水漂，钟睒睒则再次进入了他相对熟悉的领域——农业，因为他在《浙江日报》工作的五年中，专跑的是农业新闻。于是，他与人合作在海南种起了蘑菇。
在热带种蘑菇没有过硬的技术那肯定也得失败，何况是没有一点种植经验的钟睒睒！果不其然，他种的蘑菇在海南的气候条件下很难规模化养殖。最后，折腾了一年，不但前期投资全部打了水漂，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无奈之下，他只得去卖窗帘来先还债，因为当时的海南正处于基建热潮期，窗帘生意是一门易上手、见钱快的生意。
虽然，窗帘让钟睒睒大赚了一笔，还还了债，但钟睒睒觉得像卖窗帘这样的生意：一是不符合自己的志向；二是这只能是一种短期暴利的小生意，所以不能长久地干下去。
于是在攒了几万块钱后，他又去搞自己喜欢的养殖业去了，不过这次是养对虾。结果这次更差，上次的种蘑菇好歹还折腾了一年左右，这次是直接几个月就赔得一塌糊涂。
所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在海南折腾了两年的钟睒睒，虽然没有赚到钱，却积累了赚钱的人脉和经验。当时，老家杭州有一个工厂，做了一种产品热销到全国，正在各地招代理商，他拿下了这家工厂在海南和广西两省的代理权。主要代理的产品叫做：娃哈哈儿童营养液。
当时的娃哈哈就像后来的脑白金一样，效果怎样不知道，但洗脑的广告语每个人都耳熟能详。所以钟睒睒拿到两个省的代理权，等于拿到两台印钞机，很快就大赚了一笔。
一般在暴利驱动下，多数人都会失去理智。创业初期的钟睒睒也一样，看到这钱这么好赚，于是一心想赚更多钱的他，做出了一个行业大忌——串货。

他把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的货串到了与海南隔海相望的广东湛江去卖。凡是采用过代理模式或者做过经销商的都知道，跨区串货是大忌，是商家绝不允许的行为。所以猛赚了一笔的钟睒睒被娃哈哈发现后，只能再次“失业”。
不过这时的钟睒睒，已经完全不能与几年前的钟睒睒同日而语了。不做娃哈哈代理商后，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商机——保健品。
保健品在我们国家一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在这里有无数成功的故事，也有无数令人哀叹事迹。因为这是一个暴利行业，只要营销到位来钱非常快，当然，也很容易大起大落。如早年的太阳神，后来的中华鳖精、三株、红桃K，以及前几年的脑白金等，都是这一行业的风云玩家。
1992年，中国的保健品市场已经超百亿规模，其中的领头企业太阳神，已经做到13亿的营业额。要知道，当时的华为才刚刚突破一个亿，而名满天下的巨人集团要到1993年才能做到3.6亿。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钟睒睒成立了一家名为“养生堂”的公司，进入到保健品行业。多年后他回忆当时为何要入局保健品行业时，他说道：“一个小企业要发展壮大，他所经营的种类必须具有唯一性，而且必须是暴利的。因为没有规模效应来供你慢慢积累。”
当然要想做好保健品不能只有营销，还是要有点“真本事”，所以在技术方面钟睒睒很快就拉来了他几年前曾报道过的那位技术人才“洪孟学”。
在洪孟学的技术支持下，养生堂很快做出了一款产品“龟鳖丸”，就是把龟鳖用极低温速冻的方式碎成粉，再做成胶囊。
有了技术人才，有了产品，那剩下的就是营销了，在这个方面不得不说钟睒睒确实是位“天才”。他打出“早晚两粒龟鳖丸，好过天天吃甲鱼”的广告，后来又升级为“养育之恩，无以回报”的系列广告，成为很多人挥之不去的荧屏记忆，也给他的养生堂带来了巨额利润。
保健品生意越做越大，自然就需要扩大版图，于是在扩展版图的过程钟睒睒找到了日后使他成为首富的事业。
当年钟睒睒看上了浙江一家生产保健酒的老牌企业，在去酒厂去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厂子没看上但却相中了厂子旁边的一个水库，即“千岛湖”。于是钟睒睒马上改变了主意，不做酒，做水。
这一年是1996年，钟睒睒42岁。第二年，市场上出现了一种红色瓶盖的饮用水——农夫山泉。至此钟睒睒正式开启了他的“卖水”生涯，当然养生堂的生意他照做，只是重点变了。

03

所谓“万事开头难”，因为“卖水”这门生意早在钟睒睒做娃哈哈儿童营养液代理时，娃哈哈就已经在做了。经过多年发展，娃哈哈于1996年就已经成为了行业的“老大”，紧跟娃哈哈之后的则是提出27层净化的乐百氏。
然而，面对这两个强势品牌，以及其他的许多区域性品牌、地方性小众品牌，迟到的钟睒睒并没有畏惧。他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避开当时市面上500毫升和18L装水的主战场，选择以4L装的桶装水切入市场，在当时来看这是纯净水市场的边缘地带。
在地域上，钟睒睒首选上海和杭州，因为这两大市场既靠近千岛湖基地，也有利于帮助农夫山泉去打开下一片市场。
于是，1997年4月，农夫山泉4L装面世，5月就进入了上海、杭州。到了7月底，农夫山泉已在上海大型商场超市包装饮用水的单品销售额排行榜上位列第一名。
在产品上，农夫山泉也选择独辟蹊径，开发出了350毫升运动装和550毫升运动装这两款不同类型的产品供消费者选择。从品类来说，小瓶350毫升属于边缘产品，能够帮助农夫山泉避免一些竞争冲突。同时，也有利于培养用户的饮水习惯，小瓶装更容易携带，不造成浪费。
1998年，农夫山泉因一句“农夫山泉有点甜”，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
据说，这句广告语是受一个小朋友启发得来。农夫山泉上市前，钟睒晱到上海做市场调研。一天，他在做产品试喝活动时，一个小朋友喝了一口农夫山泉，脱口而出“有点甜！”这给钟睒晱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在经过一轮消费者调研后，农夫山泉淘汰“千岛湖源头活水”“好水喝出健康来”两句广告语，选定将“农夫山泉有点甜”作为主广告语。
也就是那一年，农夫山泉在350毫升运动装打下的市场基础上，迅速将其有显著差异性的550毫升运动盖瓶装水，向全国市场推广。一番操作下来，仅一年时间农夫山泉的市场占有率就上升为全国第三。
虽然，仅一年农夫山泉就成为了行业“三哥”，但对钟睒睒而言这只是个开始，因为他马上就开始了他的“经典之战”。
2000年4月24日，养生堂公司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本来是借当时在千岛湖建成了亚洲最大单体水厂做一个宣传活动，但是在发布会上，钟睒睒突然抛出了一个大新闻。他说，经科学实验证明，纯净水对人的健康无益，为了对消费者健康负责，养生堂不再生产纯净水，全部生产天然水。
随后，钟睒睒投放了三则广告，来“踢馆”整个行业。第一，将水仙花在纯净水和农夫山泉天然水中的生长状况对比，结果是在天然水中生长情况更好。第二，摘除大白鼠身上的肾上腺后，食用天然水的大白鼠比食用纯净水的大白鼠存活率高。第三，用两滴血分别润入纯净水与天然水，在高离心机里离心。结果显示，纯净水中的血红细胞胀破，天然水中的血红细胞未胀破。
更狠的是钟睒睒还让人在广告末尾打出字幕：养生堂宣布，停止生产纯净水，全部生产天然水。

他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在无形中砸了许多人的饭碗。因为当时的国内饮用水市场95%以上为纯净水品类，这种水的源头大多为自来水，经蒸馏而成，获取途径便捷，成本低廉。而只有5%左右的是天然水品类，俗称矿泉水，取自大自然，富含矿物质元素，但投入巨大，成本高昂。
可想而知，这让那些生产纯净水的企业是多么的愤怒。于是，在沉默了一个多月后，纯净水厂家终于奋起反击。6月8日，娃哈哈、乐百氏、怡宝、景田等69家纯净水生产企业在杭州集会，集体声讨养生堂。他们在公开信中声称：
养生堂用偷梁换柱、伪科学的手段从整体上否定和贬低纯净水，是不正当竞争；纯净水有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卫生局的两个标准来管理，符合标准的纯净水是安全、卫生的健康饮用水；养生堂的所谓“天然水”，实际就是水库水，容易受到各种污染；水仙花实验是对消费者的愚弄和误导；“争当小小科学家”活动，打着科学之名，实际上是伪科学，不仅起不到开发智力的作用，反而使他们容易产生对科学实验的片面认识，严重影响少年儿童全面的科学的世界观的形成……
虽然，最后国家出面将此事定性为农夫山泉不正当竞争，农夫山泉吃了官司，但从营销层面来看，农夫山泉无疑成为这场争论中最大赢家。正是从那以后，纯净水在国内饮用水市场的份额逐渐萎缩，而天然水的市场份额却逐渐扩大。
这件事之后，曾媒体这样评价钟睒睒：“喜欢较量，像狼一样挑战恶劣的环境，主宰自己的命运。”
不过，钟睒睒似乎并不介意这个称号，相反，他对自己的孤傲和自负毫不掩饰。“我就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同行们在干什么、想什么，我根本不管。”
2001年，钟睒睒将浙江千岛湖养生堂饮用水有限公司改为“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从那年起，农夫山泉开启了全国范围的优质水源地寻找之旅。目前，在农夫山泉的公开资料中，其布局全国范围的八大水源地正式落地，分别是浙江千岛湖、吉林长白山、湖北丹江口、广东万绿湖、陕西太白山、新疆喀纳斯、四川峨眉山、贵州武陵山。
2003年，农夫山泉推出“农夫果园”系列。自“农夫果园”开始，钟晱晱带领农夫山泉逐步确立了“饮用水+饮料”双轮驱动的战略，涉及饮料包括茶类、果汁类和功能性饮料等。随后数年，饮料产品新品不断，创下半壁江山。
之后，几乎每两年农夫山泉就会推出一款新产品，如2004年推出功能型饮料“尖叫”；2008年推出柠檬汁饮料“水溶C100”；2010年推出“力量帝维他命水”；2011年推出茶饮料“东方树叶”；2013年推出“打奶茶”，2016年推出“17.5°NFC果汁”。

04

2007年，在站稳中国饮料市场的脚跟后，根本不在乎同行干什么的钟睒睒又展现出了他的“狼性”。这一次，他故技重施，再次搞出了“天然水比矿泉水好”和“弱碱性水比弱酸性水好”两场大战。前者让矿泉水康师傅的生意一落千丈，后者也让怡宝深受打击。
中国有句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后的几年，一直喜欢拿水的“健康”说事的农夫山泉，也因“健康”问题而身陷两场风波。
2009年，农夫山泉被海口工商查出部分产品总砷和二氧化硫超标，达不到食用标准。这在“三鹿事件”余波的影响下，迅速将农夫山泉推到了风口浪尖。一时间，广大消费者将农夫山泉超标的“砷”称为“砒霜”，开始质疑农夫山泉的水质安全问题。
关键时刻，之前的老对手宗庆后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还出人意料地公开声援钟晱晱，向社会媒体表达了自己对于检测结果的质疑。之后，在舆论对农夫山泉的声讨之中，事件迎来了戏剧性反转。海南工商局部门公开表示之前的检测结果有误，农夫山泉砒霜事件属于误报，并向钟晱晱和农夫山泉致歉。
对于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农夫山泉最后损失了10亿，而让这件事也很快成为了历史。
2013年4月9日，华润怡宝纯净水牵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会，发布了《中国瓶装水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书》。
会上提到：近年来国内水源污染事件频发，部分企业水源地遭受质疑，饮水安全存在隐忧等问题，行业内企业有义务更有责任为消费者构建饮用水的安全屏障。
倡议书中写明：生产所用原水必须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饮用水生产企业，应按照相关标准和法规对水源地进行严格保护；合法、科学、真实、准确对瓶装饮用水进行宣传，杜绝夸大产品功能及宣称保健作用的现象，正面引导瓶装饮用水消费行为。
不管是会议讨论还是倡议书的文字，剑锋所指，不言自明。
会后第二天，北京《京华时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农夫山泉被指标准不如自来水》。文章称农夫山泉执行的是浙江省制定的DB33/383标准，该标准中有些条款要求比国家制定的国标GB5749《生活饮用水标准》要低；同时指出农夫山泉在广东万绿湖生产的瓶装水，没有采用广东标准，而是用了某些指标相对更宽松的浙江标准。
文章刊发后，舆论肆起，一时间农夫山泉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
据悉《京华时报》在27天时间内，用67个版面和78篇报道，与农夫山泉隔空对战，指责其饮用水标准不达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家媒体对企业如此监督“讨伐”，实则罕见。

随后，在5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台下有一位举着一份报纸，将“停产”二个字对着镜头的京华时报记者；台上是侃侃而谈，喝着农夫山泉的钟晱晱。二人各执一词，互不低头。最后在公众质疑和舆论的逼迫下，钟晱晱不得不宣布退出北京桶装水市场，市场经济损失达数十亿，经济利益和企业名誉双双受损。
经此一役，钟睒睒在蛰伏三年后才再次重返北京。
不过，现在来看，2013年4到5月的这段经历，对农夫山泉的后续发展，显然没有造成大的影响。从2014年起，农夫山泉反而迎来了增幅最大的三年。反观曾与农夫山泉激烈对战的《京华时报》，则已然不复存在。
资料显示，农夫山泉自2012年产品销售第一次突破百亿后，连续8年间始终保持中国包装饮用水市场占有率第一。2017至2019年，农夫山泉营收分别达到174.91亿元、204.75亿元和240.21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7.2%，远超同行业其他企业。2019年，市场份额达到20.9%，远超第二名华润怡宝（份额13%）、第三名百岁山（份额8%）。
而经过2013年“标准门”事件的钟睒睒，不知是他刻意选择沉默还是媒体刻意选择遗忘，总之很少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直到2020年4月29日，许久没“露面”的钟睒睒才再次站在聚光灯下。这一年，他66岁。
这次，他作为万泰生物实控人与董事长，出现在万泰生物的上市敲钟仪式上。上文说过，1996年后，钟睒睒虽然将“卖水”当成了主业，但他的养生堂也一直在发展，并且从保健品成功切入到了医药行业。我国第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艾滋病病毒快速诊断试剂，以及前两年研发出的我国第一个有自主产权的宫颈癌疫苗都是万泰的产品。
据悉，钟睒睒拥有万泰83.56%的股权，2020年4月随着万泰生物的成功上市，钟睒睒一下子成为了中国最有钱的富豪之一。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5个月后，随着农夫山泉在香港的上市，拥有农夫山泉84.4%股份的钟睒睒，一跃成为中国首富。
虽然由于股价的实时波动，钟睒睒在半个小时之后就掉落到第二名，但是在福布斯2021年全球富豪榜上，他以689亿美元的身家，名列世界十三，中国第一；在胡润2021全球富豪榜上，以5500亿人民币，排名世界第七，中国第一。
20多年前，钟睒睒曾在一封信中剖析自己说：“以前太可怜了，可怜自己那种莫名其妙的自尊与清高，对所有商人都不屑一顾，这实在是太浅薄。商人中的能人才是真正的强人，文人中的能人只是半个强人。”
如今来看，这段话依旧很值得回味。

指导教练：豁亮联系电话：17608451889

钟睒睒，又一个逆袭的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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