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工泰斗统战功臣”——刘鼎的传奇革命生涯

引子

刘鼎（1903.12.15—1986.7.25）
刘鼎（1903.12.15—1986.7.25），本名阚思俊，字尊民，曾化名阚泽民、甘作明、戴良等。四川省南溪县人，阚舜臣之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全国政协常委，航空工业部顾问。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同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旅德青年团支部书记，1926年转赴苏联深造。1929年奉调回国，任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长，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曾在西安事变中立下过汗马功劳。

“刘鼎同志是我国军工事业的创始者和主要奠基人，在军事工业和机械工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人民日报》曾如此评价

一九四四年刘鼎在延安
由于顾顺章等人叛变，阚思俊在一次工作接头时被捕。设法出狱后，前往中央苏区途经闽浙赣军区时，受方志敏挽留，到洋源兵工厂担任政委，指导制造小钢炮。经过几个月摸索试验，洋源兵工厂终于成功研制出三门35毫米口径钢质迫击炮及与之配套的迫击炮弹，这是红军兵工史上自己制造的第一批火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阚思俊再次被捕入狱，后设法逃出监狱，化名“刘鼎”到延安，创办了摩托（英语“马达、发动机”的音译）学校，开设装甲和航空两个专业，成为当时延安的科技中心。一年多后，刘鼎调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政治主任教员，提议成立了专门培养参谋业务和特种兵专业技术人员的特科大队，下辖参谋连、机枪连、通讯连、工兵连及四个相应的研究室，刘鼎担任特科大队大队长兼政委。根据刘鼎建议，抗大还在训练部下设兵器研究室，通过研究各式枪械的特点，设计适合前线部队使用的武器。

1940年4月15日，抗大总校在山西武乡蟠龙镇举办第六期开学典礼。朱德总司令见到了久违的刘鼎，希望他到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担任部长，把军工生产搞上去。当时的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下辖包括黄崖洞兵工厂在内的7座兵工厂，虽然有4个厂在制造或修理步枪，但常在战斗中发生故障。刘鼎调任军工部长后，提出要根据山地游击战的特点研制一种新的步枪，以便在根据地的工厂进行制式化生产，并请来时任水窑一所（即黄崖洞兵工厂）副所长的造枪能手刘贵福等几名专业人员进行设计攻关与试造。1940年8月1日，新枪试制成功，为了迎接建军节，专门将这种枪定名为“八一式”马步枪。军工部命令各厂停止制造各种杂牌枪，开始按照统一编制的生产图纸、工艺流程和标准样板，集中全部力量生产新枪，有力地支持了八路军的百团大战，而且使一大批习惯于过去手工作坊、单件作业的各类工匠，快速长大为适应专业分工、使用样板生产的熟练工人，为推动人民兵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刘鼎领导太行兵工厂经过反复试验，将外国铸铁韧化处理工艺和老百姓焖火技术相结合，研制出土洋结合的火焰反射加热炉。1941年4月，第一批掷弹筒及其炮弹试制成功，开创了在太行山上制造炮弹的历史，使前线八路军的火力与日军形成有效抗衡。刘鼎组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就地取材，土洋结合，把老百姓家中的陶瓷大缸两个一组对垒成塔，再把几个塔连接起来组成缸室，用“缸室法”代替“铅室法”，研制出合格的硫酸。随即成立化学厂，形成硫酸、硝酸批量生产，又创造了硝化甘油的“盆式硝化法”，使太行山根据地火药、炸药生产由黑色炸药转向烈性炸药，并逐步由枪弹发射药延伸至炮弹发射药，大大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
刘鼎借鉴闽浙赣根据地由地方政府组织生产地雷的经验，向八路军总部建议：每个军分区建立一个手榴弹厂，每个县要组织制造地雷，军工部负责供应雷管并帮助培训骨干，推动手榴弹产量成倍增长，地雷生产更是遍地开花，不仅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而且老百姓还从各地实际出发，创造了品种繁多的地雷和许多巧妙的伪装埋雷办法，掀起群众性爆破运动，炸得敌人心惊胆战、晕头转向、“草木皆雷”。
1941年5月，刘鼎在山西黎城看后村创办了八路军第一所兵工学校——太行工业学校。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我军在太行山已经有了一个小规模的工业学校。”毛泽东兴奋地回复：“太好了！你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为我军培养出一大批军事管理人才和军工技术人才，这对我们赢得最后的胜利十分有利。”这所学校成为后来中北大学的前身，为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中，刘鼎设计并指导制造的“炸药抛射机”和“圆盘药炮弹”被毛泽东誉为土飞机、土坦克，对摧毁敌碉堡城墙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阚思俊（刘鼎）带领兵工厂民兵化整为零上山打游击，最终被敌人抓进俘虏营，又乘机逃脱返回上海。但此时，他已经无法联系到上海党的组织，只好在史沫特莱帮助下，住进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里。为了躲避租界搜捕，还到宋庆龄家中住过几日。适逢张学良希望从上海请一位共产党员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以促成联共抗日，宋庆龄推荐了阚思俊。从上海赴西安之前，阚思俊按照秘密工作的习惯，给自己起了个化名叫“刘鼎”。从此，刘鼎成了他永恒的名字。
究竟要不要去西安？刘鼎心生顾虑。自己刚刚从国民党俘虏营逃出来，又要去抛头露面，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刘鼎之子刘文石回忆，尽管刘鼎当时有思想顾虑，但是他想还是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以党的利益为重，能够拉住一支队伍抗日，这个是大事。刘鼎为西安之行做足了功课，花十多天研读相关报刊和党内文件，提前了解张学良的个人经历、处事特征，路易•艾黎还去南京路给刘鼎置办了一身体面的行头。
1936年3月21日，在西安金家巷张公馆，时年34岁的刘鼎与张学良初次见面。第二天就带着他去了洛川王以哲军的驻地，住在军部的招待所，吃住在一起，整整谈了12天，张学良的一些顾虑猜疑和道听途说全部澄清了，坚定了他联共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周恩来、李克农、刘鼎、王以哲五个人在肤施（现延安宝塔区）进行彻夜秘密会谈。我们共产党方面原本以为双方可能出现争议，所以准备了多种方案，不料张学良却几乎照单全收。后经中央同意，刘鼎被正式任命为驻东北军代表，以随从军官的公开身份继续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周恩来叮嘱刘鼎：“我们做统战工作这样出马（指作为代表常驻对方）还是第一次，中央寄予很大希望，一定要做好。”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天清晨，刘鼎从西安发出第一封电报，送往中共中央，通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的决定。这一年的12月25日，张学良登上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刘鼎晚年希望能和张学良再见一面，却也未能如愿。直到1986年与世长辞，终年83岁。
西安事变爆发并得以和平解决，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对于刘鼎在西安事变前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曾评价：“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刘鼎去世后，《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电讯指出：“刘鼎同志是我国军工事业的创始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逝世，是我党和国防科技工业的重大损失。”
习仲勋更是以“兵工泰斗，统战功臣”八个字高度评价了刘鼎传奇而坎坷的一生。
正文
曾做陈赓助手的二科副科长刘鼎，是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经孙炳文、朱德在柏林介绍转党的老共产党员。他曾留学德国、苏联，是我党最早在国外学习科学技术的共产党员之一，以后成为新中国军事工业的创始人和杰出的领导人。

刘鼎（1903~1986），原名阚思俊，字尊民，曾用名阐泽民、甘作明、戴良。他出生于四川南溪县城一个小康之家。幼年他在家乡读高小的时候，学校里曾驻扎过朱德率领的云南护国军。这支部队纪律严明，战功显赫，朱德这时成为刘鼎心目中敬慕的英雄；另一位令他景仰的革命前辈是南溪的大学问家孙炳文。孙炳文曾就读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参加过同盟会，进行过反清反袁（世凯）斗争（其后是朱德旅部的咨谋）。刘鼎曾找孙炳文辅导功课，从他的言谈中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碰巧的是：正是这两位刘鼎自幼敬慕的前辈，以后于1924年在德国一起介绍他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早年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刘鼎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学生。他进江安三中读书后，因为五四运动的影响，受到新文化思潮的熏陶，萌发了追求民主自由、崇尚劳工神圣等进步观念。其时他曾和同学郭伯和等带领同学上街游行、讲演，宣传爱国、痛斥汉奸、抵制日货。他们的爱国行动引起学校几个顽固守旧教员的极度反感，煽动一些教员罢课来要挟校长惩处爱国学生。校长秦镜准思想比较开明，但为平息事态，公开宣布将刘鼎等8名学生开除，暗中又给他们办了转往叙府联合县立中学的转学手续。联中校长思想落后，教员守旧的多。刘鼎等一些进步学生，对顽固教员的课，常以考试时交白卷的办法进行抵制。法制课考试，因教员所讲尽是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观点，刘鼎就交了白卷。校长把刘鼎叫到办公室，拿出手板要打，刘鼎马上高喊“反对体罚！”“人人平等！”围在外面的同学也跟着高喊起来，刘鼎乘机溜走，以后不了了之。刘鼎和中学时代的一些同学好友，带领当地进步学生成立了学生会组织，经常走上社会开展爱国宣传，成为宜宾地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

刘鼎在高中毕业后来到上海，未能考上他向往已久的以理科著称的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他就转往杭州，考取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这个学校各项设施完备，教员大多是美、英和日本留学回来的。理、化、工各科上课全用英语讲课，教材全用英美原版书，作业和各种实验报告也都要求用英文写。初时刘鼎听不懂，看不懂，也不会写，他便起早贪黑苦攻外语，逐渐适应了外语教学，各门功课都跟上了。他在杭州高工3年，学习了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等17门课。他在假期常去上海，和中学时代的好友都取得了联系。跟他们见面的时候谈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传播和正在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1923年暑假后虽然只差一年高工可以毕业，他已无心回校，决心留在上海，在时代大潮里搏击，寻找中国社会的正确出路。他在上海进了国共两党合力创办的上海大学，这里汇聚着许多进步学生，刘鼎与郭伯和、李硕勋、李一氓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他在这里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和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建立了通信联系，见到过蔡和森等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人，得知中国学生在法国半工半读的情况，十分向往。

刘鼎正在憧憬着出国勤工留学的时候，和朱德一起去德国留学的孙炳文正好回国探亲。1924年春，他跟随孙炳文乘火车前往德国。途中他们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临时编进东方大学学生支部，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还见到前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李大钊，听了斯大林所作《论列宁主义问题》的讲演。在莫斯科一个来月的耳闻目睹，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的幸福生活，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很久以后，刘鼎说：“从那时起，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中国一定要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走社会主义道路。”

刘鼎到柏林后，听从孙炳文的劝说，改变了前去法国勤工留学的打算，到中共旅德支部报了到。不久，他随孙炳文到大学城格廷根见了朱德。朱德当时没有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刘鼎在孙炳文、朱德指导下留在留德学生中，并为发展统一战线做了许多工作。1924年12月，刘鼎经朱德、孙炳文介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当了旅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他一面从事革命活动，一面开始勤工俭学。“他用半年时间自学德语，达到基本上能说会听和读讲义，然后就在格廷根大学选学工业方面的课程，哪个老师哪个课好，就到哪里听，学校不大限制，教授不管学生是不是在册的，乐意让听课的人多，谁提问题都解答。刘鼎以“打游击”的方式，学到了许多想学的东西。但是，他的学习始终为生活所困扰。他没有找到进工厂做工的机会，只好在一家中国饭馆里跑堂，每天只能挣到很少一点钱，还要节余一些帮助有困难的同志，所以生活十分窘迫，通常一餐就是一两片黑面包一杯清茶，常常是在饥饿状态中工作、上课。有一段时间，由于中国饭馆停业，他一时找不到工作，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幸好一位中国同志给了他20马克，才渡过难关。这时，他在国内时产生的以为到了外国可以做工、学习两全其美的幻想都被粉碎了。“原来勤工俭学就连着饥寒交迫，就是在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磨炼。这段历史不仅把我从学生变成了半学生、半工.人，而且变成了失学的学生、失业的工人。我饱尝了私有制度下的残酷和求生存的艰辛。这时我对学生生活完全不留恋了，反对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的觉悟非常深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当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要求更迫切了。”（参见刘鼎生前谈话录音记录)①

刘鼎在德国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受到锻炼。他们多次和留德的国民党右派学生进行斗争，压制了国民党右派的猖狂气焰。1925 年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柏林，中国留学生立即开展声援活动。当时中国留学生到中国驻德公使馆，要求公使魏宸祖在一个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的通电上签字。这个公使拒不露面，惹起公愤。刘鼎跟随朱德和大家冲进公使馆，终于在3楼从-个大衣柜里把魏宸祖拖出来，迫使他在抗议通电上签了字。魏某勾结德国政府，下令把朱德、刘鼎和其他闹事的中国留学生驱逐出境。并将他们逮捕，关了3天才释放出来。他在离开德国以前，跟朱德等一起参加德国共产党中央在柏林组织的“红色前线”阅兵式和野营军训活动，受到德共领袖台尔曼的接见。

刘鼎回国途经莫斯科的时候，又进东方大学进行短期学习和军事训练，还受到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委派，参加接待冯玉样的国民军参观团的工作。1927年，被调到苏联空军机械学院学习、任教并兼任翻译，边工作边学习。空军机械学校的课程有兵器构造、爆破原理、无线电技术、电话电报等。他学到了航空发动机的理论技术，为他以后从事兵工事业打下了基础。1929年夏天奉令回国，又遇上中东路事件而受阻于伯力，并受命参加刘伯承任司令的远东中国游击队。离开伯力前，他聆听了苏联元帅布柳赫尔（即加仑将军）连续两天关于中东路事件导致苏中边地战争的总结报告。

1929年底回到上海，刘鼎即到中央特科二科任副科长，协助陈泰开展情报工作。他到特科工作不久，陈赓就把他直接掌握的重要情报关系杨登瀛、杨度等交给刘鼎联系；先后参与为立：路线准备在上海发动武装暴动进行的全面调查、为召开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进行的警戒工作；营救被捕的关问应同志；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冒险给叛变的山东省委负贞人拍照取证等等。

在此期间，刘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从1930年夏天开始，利用日本人和国民党胡汉民改组派相勾结联合反对蒋介石的事，做了-些工作。开始时曾弄些改组派的情报，通过特情关系向国民党发送，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同时帮助改组派的反蒋活动，帮助他们散发传单标语和政治情报，到处送。后来调李宇超来编写情报。惟恐国民党侦探看不到，还把快邮代电寄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周恩来看到这些传单，称赞这个办法很好。

刘鼎在同杨度联系中取回许多重要的政治情报，并取得同上海大流氓杜月笙的联系，通过这些渠道及时了解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和一些“党国要人”活动的情报。
刘鼎1927年下半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同学吴先清结婚，并于1929年冬同时回国。吴先清由中共江苏省委分配在浦东地区做女工工作，1930年夏调入中央特科，在刘鼎领导下做情报工作。“吴先清曾利用自己家乡的特产——黄岩蜜橘，在小街巷口开设一水果店，为秘密工作作掩护。那时刘鼎负责以无线电与各有关部门联络，吴先清负责收藏、传送中央文件和情报，夫妻俩一个在小楼上工作，一个在店面“做生意”，配合得很好。吴先清具有秘密工作者特有的工作能力和灵活性，她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关系’开展工作。1930年，吴先清调中央特科工作不久，她的弟弟吴全源由浙江陆军监狱获保得释，到上海来找她。吴先清与弟弟长谈中，知道他的被释放是得到身兼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等要职的陈宝骅的担保。陈宝骅还保荐她弟弟在反动当局发行的《新生命》月刊任总务主任。吴先清想利用这一关系来开展工作，征得陈赓同意后，把党的秘密联络站，设在该刊发行处的楼上。她通过与陈宝骅的‘密切’交往，设法从其周围的重要人物中，获得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秘密和大量重要情报，特别是对一些被捕人员在押期间的表现，了解得一一清二楚。她曾通过另外一些重要关系，为贺龙的部队弄到一批军火。由于国民党对黄浦江的严密封锁、监视，贺龙派来接应的船只到不了江边，没能成功。”

吴先清

1931年10月刘鼎被捕后，吴先清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同时负责与狱中的刘鼎联络。她到南京探监时，还利用上层社会关系巧妙地向刘鼎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使他以后得以取保获释。但她同刘鼎以后再没有见过面。1933年，吴先清经中共中央批准，调往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任谍报组长，曾到日本东京工作。她“在不懂日语的情况下，独自大胆地跑到人地生疏的东京来的勇敢精神”令人敬佩。1935年9月吴先清又到莫斯科，改名罗莎·拉库洛夫，人马列学院学习。不幸在她学习期满结业后等待分配工作期间，碰上苏联肃反扩大化。1937年11月间，吴先清被诬为“日本间谍”蒙冤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役，从此再无她的音讯。这年吴先清年仅33岁。

1986年7月25日，83岁的刘鼎因病在北京逝世。《人民日报》发表的《刘鼎同志生平》，称赞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我党优秀党员”。其中写道：
刘鼎同志经受过敌人监狱、法庭的严峻考验，高风亮节，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然而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特别在十年浩劫中，他被关押在监狱长达七年之久，惨遭诬陷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仍不屈不挠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他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坚信自己为革命事业奋斗所走过的道路是正确的。他身陷囹圈志不移，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甚至连牙粉袋和草纸等都用上，共写了二十多万字的技术总结和建议，无一字涉及个人是非荣辱。粉碎“四人帮”后，刘鼎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地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尊重领导，联系群众。他怀着对党的事业强烈的责任感，不顾年老体弱，为加速航空工业的发展勤奋忘我工作，同时领导着“西安事变”史编纂工作。刘鼎同志病重住院期间，仍时刻关心着航空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病危时，还要求并强撑着听取有关体制改革和运输机进展情况的汇报，为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表现了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革命精神。党中央十分关心刘鼎同志，对过去给他长时期不公正的处理予以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曾在中央特科长期和他并肩战斗的李强，对刘鼎毕生战斗经历十分了解，对他多次遭受极“左”倾向的摧残和迫害深表同情。刘鼎逝世后，李强在悼念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刘鼎同志的一生，曲折坎坷，特别是由于他历史上曾被捕和被俘，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挨整’，还曾被扣上过‘叛徒’的帽子。刘鼎同志为此一直心情很不舒畅。‘文化大革命’中刘鼎同志又被关进‘牛棚’。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在刘鼎同志的多次申诉和许多老同志帮助下，原三机部党组重新审查了刘鼎同志的历史，根据潘汉年同志被关押时为刘鼎同志写的有力的证明材料，以及与刘鼎同志一起被俘的人的证明，才终于查清了刘鼎同志被捕被俘的前后经过，从而彻底推翻了多年来给刘鼎同志定的叛徒罪名。我为帮助他弄清历史，曾看过他在敌人那里的口供。那些口供从多方面证实了，刘鼎同志在极其恶劣复杂的环境中，不畏艰险，与敌人进行机智顽强的斗争，为保卫党中央和党的地下组织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对他的大智大勇，我和其他同志一直十分钦佩，他称得上是我党为数不多的具有特殊经历和事迹的传奇式的人物。”
资料来源：
《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指导教练：张军田联系电话：1837797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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