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的传说

三皇五帝，是“三皇”与“五帝”的合称。原始意义上的三皇是指远古三皇（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后增补伏羲氏等作为“三皇”。原始意义上的五帝是指远古五方上帝，后增补黄帝公孙轩辕（也称姬轩辕 [19-20] ）等五位上古部落首领作为“五帝”。后期增补的后三皇五帝在不同著作中分别有不同的说法：
三皇：《尚书大传》：燧人、伏羲、神农；《春秋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伏羲、祝融、神农；《三字经》：伏羲、神农、黄帝；《庄子》、《纲鉴易知录》：有巢氏、燧人氏。
五帝：《吕氏春秋》：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大戴礼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资治通鉴外纪》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

一、"三皇"传说提供的文化意蕴。

关于"三皇"的传说，古代文献所载并不一致。比较通行的说法，为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

战国末年思想家韩非子曾提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蕨、蟑、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韩非子·五蠹》）
这就是说，"有巢氏"是因为发明"巢居"而被推戴为"王"的，"燧人氏"则是因为发明钻木取火而被推戴为"王"的。这二"王"（皇）体现的分别为巢居的文明与熟食的文明。
关于"神农氏"，战国晚期的著作《庄子·盗跖》篇载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这里说的，是"神农之世"已进入"耕而食，织而衣"的农作的文明时代。然而该文并未说明"神农"为农耕之创设者。汉初陆贾所写的《新语·道基》篇称：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于此才明确认定"神农"为"农耕"之始祖。
显然，无论是有巢氏、燧人氏，还是神农氏及其"王天下"，都不足以构成信史。重要的是这"三皇"的传说所提示的文化含蕴。这些传说显示：中国古人坚信，人类文明是经由人们自己的努力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开拓出来的，此间没有神"创世"的影迹；"三皇"故事作为对人类文明与进步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行为被人们一代一代传颂下来了，但这种传颂也只是使这些事件与行为人格化或"人王化"，并未被"神格化"。或许，这些传说在远古时代并非如此。它们被记录整理于战国的"理性化"时期，已经过"理性"的洗礼。这就使得"三皇"传说对中国后世传统的影响始终不是神学的，而是"人文"的。
中国古史又有伏羲氏的传说。大概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周易·系辞下》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苦，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包牺氏即伏羲氏。在这一传说里，伏羲氏是被置于神农氏之前的。有的文献亦以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为"三皇"。由于均为传说，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伏羲氏是以"始作八卦"出名的。八卦作为贞问的基本方法虽因成书于西周之后的《周易》而显扬，但实际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夏代甚至更早。所以，以伏義氏为八卦（甚至六十四卦）的创设者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伏羲氏传说所提示的意义在于：其一，伏羲作为"人王"，他创设八卦的智慧并没有被理解为来自于对神的启示的"听"，而是来自于他自己对天与地、身与物的"观"。"观"的文化传统与"听"的文化传统的区别，表征着重理性与重信仰的不同文化传统的区别。其二，他创设八卦的目的，为"以通神明之德"，此"神明"依《易传》只作"妙运万物"解，"德"作"得"解。"通神明之德"即"类万物之情"，把握万物生生不息的奇妙变化真实情况。这也是在走向人的知识理性。这表明，伏羲氏的故事，与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的故事一样，透露出的主要是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的先秦时期的观念走向与西方和印度传统不同的、浓重的"人间性"。

二、“五帝”故事显示的人文价值。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只有"五帝本纪"，没有"三皇本纪"。显然司马迁以为"三皇"故事难寻，"五帝"故事颇真。实际上至今为止，"五帝"故事亦并未获得考古资料的佐证，因而依然具有传说的色彩。
《史记》所记"五帝"为：黄帝、颛项、帝喾、尧、舜五人。关于"五帝"的传说，较早的有《国语·鲁语上》所记：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额项能修之。帝誉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

依这一说法，黄帝的贡献在于能成就百物以作万民的公共财用，颛项则继承黄帝的事业而加以整修。帝誉的贡献在于发明历法以为万民确立生活秩序，帝尧则能统一刑法以给万民提供仪则。帝舜最悲壮，为万民的事业到处奔波致死于荒蛮之地。此"五帝"的形象亦是"人王"。
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礼记·祭法》篇又记称：有虞氏谛黄帝而郊誉，祖顺项而宗尧。夏后氏亦褚黄帝而郊稣，祖额项而宗禹。殷人谛兽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谛誉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谛"者，以"帝"的礼仪规格祭祀之；"郊"者，于郊外筑坛祭祀之。实亦以"帝"的规格敬祀之；"宗"者，被列为直接的祖先供奉于太庙祭祀之。舜开创的时代为"有虞氏"，禹开创的时代为"夏后氏"。依这一文献所记，舜、禹时代均谛"黄帝"，殷、周时代则谛"帝喾"。然"五帝"之间有着承传关系，所以，后人视黄帝为华夏民族的始祖，是有古传说作根据的。

关于"五帝"各自的事迹，史家众说纷纭。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比较有意义的有以下几项：
其一是，进入"五帝"时代，已有大规模的战争。"三皇"的传说，比较地面向于自然，侧重于人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人的创造与进化。"五帝"传说中的战争，包括被认为起源于山西黄土高原，后来逐渐扩展到今山西、河北、河南一带的黄帝一族及其同盟炎帝一族与东夷蚩尤部族的战争，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之间的战争，尧、舜时代征讨南方三苗部族的战争，这些战争，都凸显了部族与部族之间在社会层面上作大规模的整合的趋势。这种整合实已预示着统一国家与同一文化的诞生。

其二是，在"帝位"的承传上，"五帝"传说宣扬"禅让"的制度。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述：帝尧因为嗣子丹朱"顽凶"而不用，便由"四岳"（各方长老）推荐"在民间"然对父、母、弟"能和以孝"的舜。尧"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三年，以为可以信任且极具才干，"卒授舜以天下"。而舜曾经避位让给丹朱，但诸侯都不去朝拜丹朱只拥戴舜。经过如此一番转折，舜才终于"之中国","践天子位"。舜年老体衰之后，觉得自己的儿子商均"亦不肖"，于是推荐禹继位。禹亦曾让于舜子，然终受诸侯拥戴而称帝。尧、舜、禹这种"禅让"故事，曾为历代大儒所赞颂。"禅让"故事所隐含的社会学意义也许是当时的部族联盟的权力还没有完全进入"私有化"过程；儒家在权力被私有化后对"禅让"制的赞赏，则出自于对掌政君王的道德诉求。1993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的一批楚简，其中有一篇被题名为《唐虞之道》。内文称：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这里所谓尧舜禅让处于"利天下而弗利（自己一族）"，即寄寓有儒家的道德理想。

其三是，与权力未被完全"私有化"相联系，显然在"五帝"时代财产的"私有化"程度也还不突出。由之才有后来托名孔子的关于"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的分际的传说。《礼记·礼运》篇记述：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固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这段话所区分的"大同"与"小康"的不同特点是，前者"天下为公"，后者"天下为家"。"天下为公"既指财货为天下公养，又指权力为天下公器。"天下为家"则是"货力为己","大人世及"，视天下为一人或一家之私物。只是因为有圣君贤相以礼义维系着，故乃得以称为"小康"。这段话对"大同"与"小康"的区分和对"大同社会"的描绘，无疑有原始社会的投影，然而却更多地表达了一种高远的社会理想。自始以后，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都曾为绘制这一理想社会的蓝图付出过汗水与鲜血，直至近现代。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段话对"大同"与"小康"作的区分，正是以舜与禹二者为界的。舜为传说中"五帝"的最后一帝，禹则为"三王"（夏、商、周三代）之最初一王。禹实被看做为使人类社会降为"小康"的第一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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