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智慧探索，古今中外名人与周易的故事

中华文化的源头在哪里？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在哪里？中国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完全不同的两个中国人有什么共通的文化交集？
不同的人可能给出的答案完全不同，但是当我们把探究的视野放到《周易》这部古籍的时候，就会得到很多共识。
在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具有如下特征：打太极、练气功、信命相、讲风水、看中医，这些似乎都离不开阴阳五行、太极八卦。
故宫各大宫殿命名、民间建筑风水与《周易》息息相关。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更是《周易》学理的科学表达。
《周易》体现了儒家的玄思，成为五经之首，又是道家三玄之一，且是《道德经》《南华经》（即《庄子》）的思想来源，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通修儒道释的桥梁与根本。《周易》与阴阳家、纵横家、兵家的谋略思想密不可分。
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易经式的，变易不居又墨守成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也是易经式的，随机应变又中庸保守。学习《周易》，就是通达天下的开始。

爱因斯坦的疑惑与李约瑟之谜
一、杨振宁挑战《周易》

2004年9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做了题为“《周易》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一石激起千层浪，《周易》是否有碍中国科学发展的争论，又引起易学家的关注与争执。
不过，杨振宁的演讲还是让易学家宽慰了一下，因为他说《周易》精神“贯穿到了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里面每一个角落。”这一评价可谓自古易学家想言而不敢言的呀！
杨振宁的观点大致是：归纳与演绎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自古中国只有归纳法，而不具备演绎思维方式，因此中国科学不可能近代化。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演绎思维方法，那是因为中国有一套《周易》思维方法阻碍了它的产生。为了廓清这一问题背后的含义，这里就相关问题的背景交代清晰。这对认清这一争论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古今中国热

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几乎是把中国的千年经济发展作为参照系与西方世界作比较，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在1300年前，一直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考虑中国自古人口就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的GDP总量会更大），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领先西方，直到西方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止。根据麦氏的计算，即使到了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仍占到世界的32、4%。
同时，该书还指出中国经济自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了赶超发达国家的进程，尤其是80年代后的发展速度一直保持超过西欧。
有意思的是，15世纪到18世纪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充满想象，无论是大哲学家斯宾诺莎、大科学家莱布尼茨，还是大作家歌德、大经济学家魁奈，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对中国的赞誉充斥于他们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中。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再次出现对现代中国发展的强烈兴趣。无论哪个时期的西方学者，都试图对中国经济在1300年前的经济盛况或当今正在崛起的现状进行解释。不过，大部分学者最后都陷入两个迷惑之中：为什么近现代工业没有出现于14到15世纪的中国？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近30年来能够以平均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发展？他们最后都一致认为：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几乎很难理解千年前的领先和今天的赶超。但基于对中国文化的不理解或误解，他们几乎都没能揭开这个历史之谜。即使到了今天，大家还是莫衷一是。
无疑，解谜的责任落到了我们肩上。
如果你仔细分析一百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快就会发现，中国认认真真搞经济建设的时间不足三分之一，却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因此，许多西方学者预测，如果时间再站在中国一边30年，中国经济总量定会成为世界第一，人均产出水平也会达到发达国家的入门水平。
翻开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故事是：中华文明起步较晚，但仅仅在商周之际，便迅速地超过了早自己两千到三千年的其他古代文明。是什么力量促使中华古人如此迅速地创造了辉煌的商周历史？这种精神是否也在继续帮助现代中国人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要从商末周初已有的文献中寻找答案。

三、《周易》是解答谜团的钥匙吗

我们致力于从历史中寻求答案，然而历史留给我们的可靠文献少之又少。《尚书》可以考察政治变化，《诗经》则向人们展开了当时社会的演进画卷，但这两部古籍都没有成为凝聚人们精神的基石。凝聚精神，需要如下特征：影响社会的主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活动，决定这些领域的演进方向；成为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成为一个民族的行为规范；成为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工具。
《周易》起到过这样的作用吗？
第一，受《周易》影响的领域有：中国的儒道两家学说。此二家都从《周易》中获取无穷无尽的营养，并将其作为自己学说的支柱。胡适认为：“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周易》。”中国的兵法理论、谋略理论等深受《周易》影响，《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皆取象八卦或六十四卦，另外还有著名的隆中对、八阵方图等。中医理论也建立在《周易》之上，孙思邈称“不知易无以为太医”。中国的汉字形态与八卦息息相关，甚至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按照《周易》写就的，这是有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依据的。《周易》对自然科学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杨晖三角、方阵排列、黄金分割线，都是受《周易》的启发。天文历法几乎是对《周易》结构的重建和契合。
第二，到目前为止，研究《周易》的经典就有三四千部之多。儒道释皆从《周易》当中获取养料，并将自己的理论与之相沟通，这就造就了中国古代学术的独特性：派别林立但相互补充，观点各异却协调互证。这也为中国“和”文化奠定了基础，《周易》中的中道观、正道观、和合观已经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其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成为各流派的共同认知。
第三，《周易》本身也是一套教化人民仁爱、正直、中道、守职的教科书，更是一部规范官员行为的指南，大象辞几乎都在告诫官员要教化民众、爱护民众、慎用刑罚、中正为官等。三百八十四爻，爻爻提醒人们做人要收敛、正派、不留偏私、戒惧反省、当位，等等。把《周易》的占卜外衣脱去，它几乎就是一部行为规范手册。
第四，《周易》与《圣经》《吠陀经》一起并称世界三大经典，是因为它们对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起到了构建作用，是因为它们成了不同文化的识别基因。中国人奉敬祖先、忧患戒惧、和正家庭、关爱国家，这些观念都明明白白写在了《周易》的卦爻辞、象辞之中。魏道宋儒的修身方法，都从《周易》中获得无穷的启示。不能说《周易》难以读懂，就认为这部经典离我们很遥远，其实，这部经典的精神早已化作中华文明的经脉，畅通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也许你一生都没有读过《周易》，但这并不妨碍它对你的帮助和指引。最难能可贵的是，《周易》中的诚信敬畏观念，与自然、与他人和谐的观念，遵循自然规律的教导，和谐的伦理观念等，都会矫正现代社会的许多弊病。

四、西方学者解答了西方兴起的奥秘了吗

在回答西方学者的两大困惑之前，我们回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西方学者揭示了西方兴起的奥秘吗？换言之，为什么唯有西方世界走向了近代工业化之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致有如下几种：
1、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西方先出现工业革命，进而走向工业化。但这种观点没有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欧洲产生。
2、社会主义者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有利于工业革命的进行。同样，这种观点没有解释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会在欧洲产生，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会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3、西方社会出现了有利于产权清晰的制度变迁，因此西方社会得以兴起。但这一理论却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个过程的起点在那里（诺斯只是将起点归因于黑死病，人难以相信）。
4、西方独有的新教伦理成就了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这一学说没有逐一说明其他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冲突。因此我们说，西方学者对工业化在西方的实现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期望他们给出解释中国发展的答案是不现实的，那些视西方学者的理论为圭桌的中国学者，也许一辈子也不会接近正确的答案。作为中国人，有责任破解西方学者的两个迷惑。为此，我们深入到文化的基因中，探讨中国能否完成赶超的历史使命。对此，我们先看看西方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疑惑。

五、爱因斯坦与李约瑟提出了什么样的命题

中国学者对《周易》的非难以及对《周易》的颂扬皆来自爱因斯坦的一段话，只是非难者取其前半段，颂扬者取其后半段。爱因斯坦是这样说的：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通俗地说，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演绎法和实验科学，但中国的先哲却做出了与西方学者一致的成就。实际上，爱因斯坦的惊奇与困惑，应当这样表述：是什么样的思维方法让古代的中国人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专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人李约瑟说得更加容易引起歧义与争论：
早期“近代”自然科学取得伟大成就的可能性，是源于机械论宇宙的假定—也许这对于这些成就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样一个时代注定要来到，在这个时代里，知识的增长迫使要接受一种更加有机的、与原子唯物论一样的自然主义哲学。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伊德、施培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
当这个时代来到的时候，人们发现有一系列哲人已经铺平了道路——从怀德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从黑格尔上溯到莱布尼兹——而这种灵感也许完全不是欧洲人的，而且也许这种最现代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到庄周、周敦颐和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
李约瑟的观点我不敢苟同：第一，只有西方科学进步的基石，而没有中国古代科学的基石吗？第二，既然中国曾领先世界，就能猜测中国先哲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导师吗？
不过，他指明了一条研究大道：通过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对立与契合，找到问题的答案，并解决相应的问题。李约瑟根据他的研究得到：学界公认的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先决条件，在明朝初年都已经具备。进而，他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遥遥领先于西方社会？而工业革命不能从中国开始？
李约瑟半个世纪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工作，实在令我敬佩，同时也令我汗颜，因为我们对中国科技史的了解，远不如李约瑟这个外国人，我深深忧虑许多国内“现代学者”对国宝的态度，尤其是对《周易》的态度远不如西方人。这些人以接受洋人观点为科学研究的起点，以在国内下苦功夫研究国学为旁门左道，他们正静悄悄地将中国文化传统塞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大幕后面。增加自己的自信心吧！请记住李约瑟以下的话：
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中国古代和中古代的医生和技士们的本领，比大多数汉学家愿意承认的强得多，人类历史上一些很基本的技术，正是从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只要深入挖掘，还可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六、迷失自我还是回归传统

许多西方学者把《周易》称为“宇宙代数学”“科学之巅的王冠”。在《周易》的故乡，它却被当成糟粕。目前我国对《周易》的研究远落后于海外，我们掌握着世界上最新的考古资料，却难以作出相应的贡献。
我们对《周易》有太多的误解，实际上源于两点：一是将看问题的参照系定在了西方，如同欧洲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那我们只能是远东了。如果总是这样看问题，当然只能在人家的身后亦步亦趋。二是自己根本就没研究过《周易》，人云亦云，凭空想象，好似真理在手，其实离真理非常遥远。
根据上面的论述，给出如下结论：
第一，《周易》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尤其是促进古代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因此，拥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是我们的骄傲，应当继承发展。《周易》能够促进中华文明领先世界四千年，其中合理的文化基因应当被我们继承和发扬。
第二，中国文化缺少演绎方法和实验科学传统，妨碍了中国近现代科技的进步。那么，我们就应该认真学习西方的先进方法和手段，补足我们的缺憾。《周易》对此虽没有直接的帮助，但其中的系统观念、整体观念、变通观念、尊崇规律的观念都会有助于我国学者完成科学观念的转变。
第三，《周易》思维不能生硬地归类于演绎或归纳任何一方，本来《周易》的象思维与西方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无论是产生时代、环境、演变过程都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因此，对我们来说，供我们提高逻辑分析方法的手段比西方人多一个：象思维、归纳和演绎，这是中国学者的优势所在，不是劣势所在。
正确的方法是：挖掘他们的异同，取其精华，为现代人所用。持两端的方法是：掌握西方的思维方法，抛弃中国思维传统；或者坚持国学思维方法（首先要掌握这种方法），走出一条新路，成就现代国学的兴盛。
最可怕而又不可取的方法是：以西方为参照系，跟踪国外的学术成果，靠批判祖宗混得学术头衔，最后自己既没有掌握演绎方法，也没有掌握实验科学方法，更不懂祖宗的宝贵遗产为何物。
古今中外皆是经济大进步伴有文化大发展，但这样的景象在现代没有出现。中国现代文化没有出现大繁荣景象，多少与此类学者长期活跃在中国社会科学舞台有关吧！先是在百年前倡导“全盘西化”，彻底否定自己，致使知识分子丧失自信心；之后便是寻找西方各式武器（左的或右的）与中国传统开战，大演“关公战秦琼”的大戏；再之后便是循环往复的玄学与科学的论争，直到中国出现诚信危机、文化危机、生存危机之时，人们才幅然悔悟；直到自己日子过得不错了，人们才需要一点文化传统的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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