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上海知青和一对朝鲜族夫妇的感人故事

我们小区5号楼一单元301的住户是一对上海夫妇，男主人叫刘培根，女主人叫徐爱娣，他俩都是留守延边的老知青。他们家还有一位九十三岁的老大娘，刘培根夫妇俩都管老人叫妈妈，但这位老人跟刘培根夫妇并没有血缘关系。
刘培根是我们这栋楼的楼长，我和他比较熟悉，有一次我俩一起去河边散步，刘培根老师给我讲述了他下乡插队的生活经历，也讲述了他和老大娘一家结缘的那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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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27日，刘培根和他的十几名初中同学一起来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的延吉县朝阳公社三峰洞大队，他们十一名上海知青被分派到第四生产小队插队落户，临时住在了队部后院牛棚里的三间草房子里。这十一名上海知青都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他们都是同校的同学，刘培根和徐爱娣是同班同学，他俩还有一学期的同桌经历
三峰洞四队离公社驻地不太远，只有几里地的路程，站在村子的最高处，能看到公社驻地的建筑物。三峰洞四队离公社驻地虽然不算远，可那里都是坡地旱田，社员们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常年就是玉米碴子高粱米，除非过年过节，才能吃上几顿大米饭和白面馒头。
四队的孙队长为知青们安排好吃住的地方，又安排了一位女社员临时帮助知青们烧炕做饭，他还对知青们说：“你们到这来插队落户，以后就是咱四队的社员了，我是你们的队长，也是你们的家长，谁有啥难处就跟我说，我尽量为你们分忧解难。”孙队长很和善也很淳朴，他的汉族话虽然说得不流利，可知青们都感受到了孙队长的热情和真诚，大家都感到很温暖。招待知青们的第一顿接风晚餐，孙队长杀了自己家的两只大公鸡，还跑到公社驻地为知青们买来了豆腐和猪肉，做了朝鲜族风味的大酱汤。
为知青们做饭的那位大婶是饲养员崔大叔的媳妇，她也是朝鲜族，看知青们都是一帮十六七岁的孩子，崔大婶非常疼爱大家，她把自己家的咸菜和辣椒酱拿来给知青们吃，还把自己家不多的酸菜和土豆拿来给知青们吃。崔大婶待知青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她啥事都为知青们操心。
5月11日那天一大早，崔大婶来给知青们做饭，她站在门外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声也没人来开门，崔大婶觉得不对劲，他赶紧跑到牛棚，叫来了他丈夫。崔大叔用力敲了敲门，还是没人吱声，他就用力拽开了房门，走进外屋地（厨房，做饭的地方），敲了敲男知青们的房门，没动静，崔大叔就用力把男知青们的房门撞开了。进屋一看，知青们都躺在炕上没有了反应。
看情况不对，崔大叔就拦腰抱起一名男知青往外拖，崔大婶也来帮忙，费了挺大劲，才把六名男知青都拖到了院子里。就在这时，女知青们的房门打开了，徐爱娣扑通一声栽倒在厨房里。崔大婶赶忙跑进女知青们的房间，帮着女知青们穿好衣服，把她们一个一个抱到了院子里。
等崔大叔叫来孙队长和村医（赤脚医生），刘培根他们都清醒了，女知青们都坐了起来，只是大家都说头疼头晕还恶心，浑身一点劲也没有。原来，那两天气温回升，气压低，火炕倒烟，炕面有裂缝漏烟，知青们煤烟中毒了（知青们当时烧的是焦炭，是孙队长从车站货场捡回来的）。幸亏知青们居住的房子门窗透风漏气，再加上崔大婶及时发现并及时把知青们都弄到室外，不然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后来听说，就在那几天里，其他大队有两名社员因为煤烟中毒遇难了。
过了几天，其他知青都没啥感觉了，只有刘培根一人还感觉头疼头晕，后来去县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医生说是煤烟中毒落下后遗症了，时间久了兴许会慢慢恢复的。
随着春耕春播农忙的开始，刘培根虽然时常头疼头晕，但他也是照样出工劳动，在别人眼里，刘培根太矫情了，还有人说他装病也没用，照样要出工干活。自己有多痛苦有多难受，只有自己知道，崔大婶亲眼看到过刘培根躲在没人的地方偷偷抹眼泪。那次她过去安慰刘培根，刘培根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从那以后，崔大婶特别关照刘培根，家里有点好吃的就偷偷送给刘培根吃，还把家里的一把桃木梳子送给刘培根，让他空闲的时候梳梳头，说是能缓解头疼。就这样，刘培根和崔大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就如母子亲情一样温暖。
来到三峰洞的第二个月，那天黑天的时候，刘培根慌慌张张来找崔大婶，他说徐爱娣肚子疼得厉害，在炕上打滚呢。崔大婶赶忙跟着刘培根来到知青们住的地方，详细询问了徐爱娣的情况。原来，徐爱娣有痛经的毛病，经期前一两天，都会肚子疼。知道了事情的原因，崔大婶把徐爱娣接到她家，到邻居家找来益母草给她熬水，加上红糖让她喝（那时买红糖要凭票，一次只能买半斤红糖），后来又到山上采了几种药材，给徐爱娣熬了两个月的药汤，徐爱娣痛经的病根去除了，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经期前肚子疼的问题。为此，徐爱娣万分感激崔大婶。
在牛棚居住了一年半，队里为知青们修建了新房子，成立了知青集体户，知青们都搬到集体户居住了。虽然离崔大婶家远了，刘培根和徐爱娣还是经常到崔大婶家来玩，有时也帮她家挑水劈柴，崔大叔一条腿有残疾，干不了重活，刘培根不想看着崔大婶去挑水劈柴，他心疼崔大婶。徐爱娣也想帮崔大婶干一些家务活，可她插不上手，崔大婶总是笑着说：“你俩常来我家串门我就高兴，我家无儿无女，我盼着你们来。”刘培根和徐爱娣每次到崔大婶家来，崔大婶都会给他俩煮鸡蛋，给他俩炒瓜子（向日葵），家里有一点好吃的，崔大婶都会给他俩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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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年末，知青们回上海探亲过年，刘培根的父亲听说儿子时常头疼头晕，就领着刘培根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也说可能是煤烟中毒引起的后遗症，是神经的问题，这个毛病只能慢慢恢复，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医生还为刘培根开具了诊断证明，建议他办理病退回到上海来休养。可刘培根心里牵挂着崔大叔两口子，也放心不下徐爱娣，他没答应父母为他办理病退手续，他说慢慢就会好的。就这样，刘培根和徐爱娣又一起回到了三峰洞大队。徐爱娣说他：“培根，你傻呀，办理病退回上海多好的呀。”“把你一个人留在东北，我怎能放心呀。”就这样，两个人相爱了。
那次从上海回来，刘培根和徐爱娣都为崔大叔家带来了礼品，徐爱娣为崔大婶买来了一件时兴的衣服和上海糕点，刘培根给崔大叔带来了瓶装白酒，还带来了上海挂面。看着刘培根和徐爱娣，崔大婶流泪了，她哽咽着说：“我要是有一双像你俩一样的儿女，那该多好啊。”“大婶，以后我俩就是你的儿女，我俩一起来为你养老，一起孝敬你和大叔。”刘培根和徐爱娣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句诺言。
1973年秋天，徐爱娣被推荐到延边财贸学校学习，崔大婶把家里的一床新被子送给了徐爱娣，还塞给了她五块钱。两个月后，崔大叔和崔大婶步行二十多公里到学校看徐爱娣，为徐爱娣送来了朝鲜族打糕，还嘱咐她好好吃饭，放假后就回三峰洞。
第二年，刘培根被招聘到公社当了一名文书，转成了城镇户口。自从刘培根到公社工作后，崔大婶经常到公社给刘培根送辣白菜，送辣椒酱，还给刘培根送煮鸡蛋。刘培根说这么远的路，以后就不要送了。崔大婶却笑着说：“我愿意，只要你愿意吃，我就给你送。”
徐爱娣在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百货商店做了一名财务人员。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徐爱娣和刘培根领取了结婚证，两个人在三峰洞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办了两桌酒席，孙队长做了证婚人，崔大叔做了主婚人。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刘培根考上了延边医学院，当时他的儿子才出生六个月。那期间，基本上都是崔大婶帮着照顾孩子，等孩子断奶了，崔大婶就把孩子带到了三峰洞，刘培根和徐爱娣只有到了礼拜天才去看孩子。到了1978年秋天，刘培根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他就经常晚饭后骑自行车带着徐爱娣去三峰洞看孩子，第二天一早再回来。
刘培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医院做了儿科医生，两个人都挣工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逐步提高了。
孩子七岁的时候，刘培根的父母把孩子接回了上海，孩子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了。孩子离开三峰洞时，崔大叔两口子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们太喜欢这个孩子了。
1998年秋天，刘培根的儿子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孩子开学前，刘培根两口子带着崔大叔和崔大婶去了上海，在上海游玩了四天。那次去上海，崔大婶和崔大叔是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出远门。
2004年初冬，徐爱娣刚退休一个月，崔大叔因病去世了，刘培根和徐爱娣为崔大叔料理完后事，就强行把崔大婶接到了市里，他们一起生活了。崔大叔刚去世的那段时间里，徐爱娣天天陪着崔大婶，领她出去散步，领她逛商场，也领她去公园，还领着崔大婶去服务大楼吃正宗的朝鲜族冷面。
第二年秋天，刘培根他们居住的房子拆迁，他就在我们小区买了房子，我们成了邻居，也渐渐和他们熟悉起来。起初我们以为崔大娘（崔大婶）是徐爱娣的母亲，后来才知道她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搬到我们小区时，徐爱娣和刘培根都管崔大娘叫妈，崔大娘也说徐爱娣是她闺女。
2014年春天，刘培根退休后，他和徐爱娣带着崔大娘（崔大婶）一起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呆了三个月，崔大娘实在是不习惯上海的生活习惯和气候，他们又回到了延吉。刘培根说一定要让崔大娘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一定会陪伴崔大娘一辈子，他一定会信守这个诺言。
目前，九十三岁的崔大娘身子骨还很硬朗，生活上完全能自理，还能自己下楼活动。每当说起刘培根和徐爱娣对自己的好，崔大娘就笑着说：“我有福气，上天赐给了我一个好儿子和一个好闺女，谁家的儿女也没我的儿女孝顺，我这辈子算是遇上贵人了。”

每次知青们聚会，大家都会说到刘培根、徐爱娣和崔大叔家结缘的往事事，大家都说刘培根和徐爱娣信守诺言为爱留守，他俩用善良和实际行动书写了人间大爱，他俩是上海知青的典范。刘培根却笑着说：“做人就要知恩图报，更应信守诺言。”

作者：草根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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