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叛逆少女到抗日英雄的长大日记

一、叛逆少女的离家之路

1905年10月25日，在宜宾东部一个景色秀美的小村庄中，产妇蓝明福正在经历着分娩的阵痛，男主人李鸿绪则在焦急的等待中，随着一声响亮的哭声，一个白净水灵的女婴呱呱坠地，虽在旧时代，但是李鸿绪依旧为这个小女儿的到来开心不已，那时家中已有一个儿子席儒以及五个女儿（大女儿坤俞、二女儿坤杰、三女儿坤篪、四女儿坤能、五女儿坤舆）了，这是李家的幺女，李鸿绪给取名李坤泰，希望在这个乱世中女儿能一世顺遂。

李鸿绪也算是半个读书人，参加过乡试，在清末捐过监生，有顶戴花翎，但是他却没有走仕途，而是自学了中医，为乡里邻里看病，在当地的名声极好。

李家的幺女在还不错的家庭环境中慢慢地长大了，伯阳嘴这个地方也养人，西厢房后一大片楠竹林是李家幺女最爱去的地方了，有时候一坐就是大半天，也喜欢和弟弟邵唐去山坡上扑蝴蝶，李鸿绪又最爱给孩子们讲故事，每当夜幕降临，月亮幽幽的升起来，清冷的余辉温柔的照着伯阳嘴的时候，李鸿绪揽着孩子们将各种各样的故事，其中不乏各朝各代英雄人物的故事……

宜宾柏阳嘴赵一曼故居

上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在处于一个寻求新发展新变革的转变时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新思潮的席卷，各类政权的争夺和试探，新兴党派的探索和发展，一切好的不好的，新的旧的，都在激烈的碰撞着。

小小的李坤泰哪里能想到，在这时代的洪流中，自己的生命将演绎得既短暂又绚烂，既充盈又疼痛。

李坤泰从小爱学习，对新知识有异于常人的渴望，这一点与她的大哥李席儒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李席儒虽然跟随父亲学了医，但却没有半点行医之心，且在社会风气的耳濡目染之下，封建礼教那一套习性及其浓重，可惜李鸿绪死的早，李席儒娶了举人的女儿，两口子一唱一和当了家，实则李坤泰痛苦日子的开端。

父亲死后，家里的私塾也停办了，李坤泰想学习，想看书，大哥李席儒也都处处阻拦，仿佛铁了心要将这个不听话的小妹妹困在家里，或者早点择人而嫁，让她过上自己规划好的女人该过的安分的一生，可这小妹妹偏生不是个安分的人，且还具有极强的反抗精神。

李坤泰的大姐夫郑佑之可以说是当时宜宾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波人，大姐夫常常给李坤泰讲故事，讲各种各样的新思潮，令李坤泰对外面的世界大为向往，在郑佑之的影响下，李坤泰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追求，那就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奋斗终身。当然，还在伯阳嘴时期的李昆泰只是在心中有个方向，那就是至少从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说，首先要冲破旧社会妇女的桎梏和牢笼。

李坤杰一边通过郑佑之疯狂地吸收着来自外界的新知识，一方面想方设法的挣脱家庭和大哥李席儒对自己的禁锢和控制，为了给自己争取自由，李坤泰做了数不清的尝试，但逃离一个家庭谈何容易，特别还是在旧社会，如果不是郑佑之一直给她出谋划策，如果不是二姐李坤杰一直支持她，李坤泰可能根本都走不出伯阳嘴。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谈判，以及各种曲线救国的方法尝试均宣告失败之后，19岁的李坤泰化名李一超以一篇《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利的我》在上海一战成名！社会各界人事都对这个用于争取妇女自由的斗士充满了敬佩以及同情，并且竭尽所能地施以援手。

学生时期的赵一曼

自此李坤泰丢开了她的本名，一生用了很多不同的化名示人，但都以“一”藏于名字中间，“一”对于她来说，是新生，是崭新，是无线的可能，其中最刻入人心的就是她最后的名字“赵一曼”。

赵一曼的文字字字落地有声，像砸在人心中的一个沉重的石块，可以叩开任何人的心门，她虽然年轻，但在多年的家庭斗争中思想早已超常人的成熟，在她早期发表在《妇女周报》上的文章《青年女子与国民会议》一文中可见一斑。

在大多数农村妇女还在裹小脚，做针线女红的时候，赵一曼已经向社会呼喊出了社会应该给予妇女各种各样的权利，例如通信自由、蓄发剪发自由、结婚离婚自由、与男子求学平等、参政平等、男女同工同酬、产假制度等等，除了废除对妇女苛责至极的旧礼制，赵一曼对“自由”二字的思考可谓是涉及了方方面面，这些提案在当时社会已经非常超前了，让人不得不佩服。

1925年赵一曼介绍自己的二姐李坤杰和四姐李坤能加入青年团，后又一起创建了妇女解放同盟会，小到解决婆媳矛盾，大到开办义务女校，办会之艰难，甚至被人泼粪，但这不妨碍同盟会的扩张，但赵一曼也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二、动荡时局中的求学之路

在老家待不下去的赵一曼终于决定要冲破这死死困住自己的牢笼，在二姐的陪伴下踏上离乡的路途，虽然心中放不下家中的老母亲，但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心中的理想此刻对于赵一曼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离开这封建的牢笼，人生才会有无数种可能。在宜宾，赵一曼住进了当时宜宾共产党的秘密基地郑家大院，认识了郑家俩姐妹，在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的无私的帮助下，她考进了宜宾女中。

甚至在赵一曼的带领下，女生们为了反对旧社会对女性的封建约束，齐齐地剪了短发，学生运动一度高涨起来，反动军政甚至撤掉了女中的校长陈智源，以此来压制学生运动，当时的教育局局长甚至公开发文表明男女生来就应该是不平等的，如此种种，青年赵一曼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1926年末，赵一曼投考黄埔军校，那一年195个女生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女兵，1927年2月12日，是黄埔军校开学典礼，那一天宋庆龄、徐谦、何香凝、孙科、郭沫若、董必武等均参加了开学典礼，女兵赵一曼在台下认真的听着台上的发言，想着幼时大姐夫给讲的秋瑾的故事，自己正朝着梦想一步步的靠近着，决心把自己磨炼成一位真正的革命战士。

黄埔军校女兵

由于时局动乱，在黄埔军校的学习虽然短暂，但是学习密度却非常大，质量也很高，1927年，赵一曼参加了军校组织的讨伐叛变者夏斗寅的西征，在实战中提高了自己的军事技能。

在真实的战场上，赵一曼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参加西征的同学，先后牺牲了70多个，还有一队女生队是在撤回所乘的轮船失事而丢了性命，而这一段经历也给赵一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本来赵一曼要跟着同学们去参加战斗，但无奈肺病复发，错失了参战时机，但也正是因此，赵一曼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党组织决定选派赵一曼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于是赵一曼与其他被选中的同学一起，踏上了去往苏联的异国求学救国之路。

莫斯科红场
三、异国恋情

在莫斯科，赵一曼与同学陈达邦坠入了爱河，老是跟不上俄语教学的赵一曼在热心的陈达邦的帮助下渐渐爱上了这个聪敏又上进的同志。两人在红场牵着手散步，在莫斯科河畔看粼粼波光，很快赵一曼和陈达邦经过组织统一结为了革命伴侣。

虽然婚后生活非常甜蜜，但赵一曼常年受到肺病困扰，而莫斯科的气候与川南天壤之别，这无意加重了赵一曼的身体负担，在繁重的学习压力之下，赵一曼再次累的吐血了，经校方的诊断，学校决定让赵一曼去黑海之滨克里米亚疗养，陈达邦也陪同前往。

一开始赵一曼死活不愿意，可陈达邦也一力劝说，而克里米亚之行却成为了赵一曼一生之中最浪漫最开心的一段无忧时光。在克里米亚，赵一曼的生活非常规律，从住处走出去200米就是海滩，每日和陈达邦结伴早起爬山，加之克里米亚气候温润，赵一曼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于是她提前结束了这美梦一般的假期，和陈达邦回到了莫斯科继续学业。

克里米亚海边

在赵一曼的心中，祖国和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自己又岂能贪念这眼前这点幸福呢？心中始终装着祖国的赵一曼，在回到莫斯科后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让赵一曼忧心忡忡，暗暗地觉得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陈达邦倒是积极劝慰妻子，为两人爱情结晶的到来而高兴，但天公不作美，就在此时赵一曼接到了回国的任务，即便自己怀胎五月行动都有点不方便，但是她依旧作出了回国投身革命事业的人生抉择。

陈达邦虽然万般不舍，但同样作为革命者，他也理解妻子的选择，临分别时，他将他们结婚时的一枚金戒指和一只怀表给了赵一曼留作纪念，此去经年，两人不知何时还有再次相见的机会！

四、投身革命事业，致死不悔

一个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女人，踏上颠簸的回国路途，最终接受党交给的任务，辗转在湖北宜昌一处破旧的木板屋落了脚，虽然怀孕令她身子不便，但有时候这也成了她最好的掩护。赵一曼在这里建立了联络站，全身心地投入了艰苦的工作中。

时间转瞬，很快到了1929年农历腊月二十二这天，快到小年了，赵一曼感觉到涨大的传来一阵阵不同以往的疼痛，她要临产了，房东闻讯，却要将她赶出房屋，原因是当地有说法，外地女人在自己家生产会带来晦气，走投无路的赵一曼挺着大肚子在寒冷的江边徘徊，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幸亏一个好心的搬运工邻居看见将赵一曼带回自己家，让妻子照顾赵一曼，最终赵一曼在这善良的两口子的帮助下，顺利的产下了儿子——宁儿。后来搬运工因赌博被警察抓走，赵一曼卖掉自己的结婚戒指帮搬运工夫妻渡过难关，但却也因此引起当地警察的注意，为避免行踪暴露，赵一曼带着新生的宁儿回到上海修养。

在上海拉都路，赵一曼见到了阔别已久的郑氏姐妹，郑琇石和郑奂如，三个人久别重逢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互诉离别后的境况，看着已经为人母的赵一曼，郑氏姐妹也非常意外，当年那个喊着女性独立，不考虑儿女私情的赵一曼，看来也寻到了值得托付一生的爱人。

在上海时期，赵一曼常常接收临时的任务，消失一段时间，有时候甚至会把宁儿交给郑氏姐妹代为照顾，但也还能常常与郑氏姐妹小聚一番，直到1929年秋，赵一曼奉上海中央之命，到江西南昌省委机关工作，与当时江西省委秘书王宏组成了假家庭做掩护，然而革命工作总是处处都潜藏着危险，因为叛变者的举报，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王宏在家中被捕，后壮烈牺牲，在被捕前，王宏全力掩护赵一曼从家中后门抱着宁儿逃走，就这样抱着儿子在雪地里走着，一直到了赣江码头，为了搭上去往九江的船，赵一曼将陈达邦给她的怀表给了船家才顺利脱险。

在经历了这次危机之后，赵一曼深感自己的工作不能再这样带着宁儿与自己一起涉险，自己不是神，不能保证每一次都能顺利脱险，自从自己信奉马列主义的那天起，从入党的那一刻起，就决定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国家和人民了，但是宁儿呢？他只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他不应该跟着自己生活在这样的责任和苦难中，于是，赵一曼联系的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的妻子），最终决定将宁儿寄养到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家，于是在临行前，赵一曼带着宁儿去像馆拍了一张与儿子这一生唯一的合影，并寄了一张去给莫斯科的陈达邦，多年未见，千言万语只汇成了一句简短到不能再简短的话：“你的儿子已经诞生，我们一切都很好，不必挂念。”

1931年末，赵一曼像往常一样接到新任务来郑氏姐妹处告别，一进门就说：“没想到吧？我又要开旅馆去了。”意思的自己的工作又要有调动了，为了保密也没有说去哪里，郑氏姐妹也不问，接着就像往常一样闲话家常，但谁能想得到，这一次告别，竟是一次永别！

五、在斗争中长大

1932年春，赵一曼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之一黄维新一起接受组织的派遣，达到敌占区开展工作，踏上了东北的土地，由于赵一曼丰富的斗争经验，很快在敌占区取得一定的成绩，还领导了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因此小有名气，也引起了日本特务的关注。在好几次危急情况中，赵一曼都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机智巧妙化解危机，因为会说俄语，甚至还化装成俄罗斯妇女说着一口俄语从特务面前从容的走了过去。

还有一次，赵一曼带着农民自卫队在背荫河一带活动，还偶遇了从敌人细菌研究所逃出来的几个中国人，这可要算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解救人体实验受害者。

在一次掩护王惠同志突围的战斗中，赵一曼不幸左臂负伤，由于敌人的严密布控，暂时在山上一个村民的小窝棚里养伤，但这一次却没有以往的幸运，负伤的赵一曼还是被敌人发现了，11月22日上午9点30分，敌人包围了赵一曼等人居住的窝棚，当时刚准备要出门去买药的刘福生一出门就被敌人当场射死，赵一曼带着剩余的几个人一边烧文件，一边用仅剩不多的弹药负死抵抗，直到最后子弹打完，英勇被捕！

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

伤势过重的赵一曼被敌人用牛车拉进了珠河县城，敌人连夜对她进行审讯，赵一曼早已编好了一套说辞，说自己出生在徐州，济南原籍，从小生活优渥，20岁在徐州与丈夫张子明结婚，后开公司经营不好，辗转到了奉天经营，但九一八事变后生意受影响，又到了哈尔滨经营照相馆，不久丈夫因参与抗日活动被枪决，于是自己为家仇国恨也加入了抗日的运动云云…其间各种细节均描绘清晰，涉及的多数人证也确有其人但死无对证，让敌人根本无法摸清赵一曼的真实身份。但这让审判官大野泰治更加确信赵一曼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在敌人轮番残暴的审讯中，赵一曼几度昏厥，伪警察找来的医生在注射了两针樟脑液后也摇摇头，认为这个人恐怕是不行了，于是大野泰治改变了策略，将赵一曼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以期治好后将她用作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计划。

张柏岩是赵一曼的主治医生，经过检查，赵一曼左大腿是“七九”步枪子弹伤，大腿根部和膝盖已经溃烂流脓，情况非常严重，大腿骨粉碎性骨折，一共有24块碎骨头渣子嵌在肉里，张柏岩知道赵一曼不愿意锯腿，心中也敬佩这个坚韧的抗日战士，所以竭尽所能的医治赵一曼，每当赵一曼的情况好一点，敌人就会对她实施残酷的审讯，令她旧伤未好又添新伤，这令张柏岩非常气愤，也曾当着日本人的面怒斥过好几回，多少为赵一曼挡掉了一些审讯和非人的伤害。

董宪勋

而就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赵一曼还是找准机会说服了两个人帮助她逃离日本人的掌控，一个是看守的警察董宪勋，另一个是女护士韩勇义。

董宪勋是山东肥城县柳滩村人，当年也是九死一生闯关东到哈尔滨来投奔堂叔谋生，经人介绍当了个伪警察，虽然自己也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但是为了生计也没有办法；而另一个韩勇义是辽宁省恒仁县人，她的童年经历没有董宪勋那么惨，韩勇义7岁的时候跟着父母来到了哈尔滨生活，还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这也许也是冥冥之中与赵一曼的缘分，但后来因为伯父参加抗日活动，牵连了韩勇义的父亲，导致父亲最后被日本人迫害致死，因此在韩勇义的心底对日本人是非常憎恨的；赵一曼很快争取到了这两人的支持。

在董宪勋和韩勇义的帮助下，赵一曼得以逃离了日本人的视线，但就差一点点，按计划就在离游击区只有20多里的地方，却被日本人给追上了，赵一曼，董宪勋和韩勇义一起落入了日本人手里，而董宪勋年轻的生命就停格在这一年，他致死都没有给敌人好脸色，默默的忍受着巨大的刑讯痛楚，然后慨然赴死；而韩勇义因为年龄小不够判重刑，最终在审判之后释放出狱，直到抗战结束前，都被警察监视着，后来由于在狱中遭受的酷刑折磨导致得了肺炎和肋膜炎等，于1949年2月12日病逝于哈尔滨市立医院，还不满30岁。

韩勇义

赵一曼这一次被捕后自知逃出生天无望，1936年8月1日夜晚，赵一曼被敌人押上开往珠河的火车，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她向宪兵要来纸笔，写下了给儿子宁儿的绝笔信。8月2日慨然赴死！

在得知赵一曼被杀害后的张柏岩，愤然离开了哈尔滨市立医院，自己在外开了一个诊所，终身再未给日本人做过一件事，最终于1963年11月病逝。

写在最后：

在赴死的那个夜晚，这短暂的31年生命如同放电影般在赵一曼心中闪过，这战斗的一生，她没有辜负过任何一个交到她手上的任务，外界的人都看到她的坚强她的机智她的足智多谋，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刻，亦或这最后赴死的时刻，她才有片刻让自己软弱下来。

她想念翠竹匆匆的伯阳嘴，想念家中的二姐坤杰和弟弟绍唐，也想念大姐夫郑佑之，她不知道郑佑之已于1931年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了；她又想起丈夫陈达邦以及那段宁静美好的莫斯科时光，还有梦境般的克里米亚疗养时光，不知道陈达邦此刻在哪里，也不知道宁儿过的怎么样了？有没有想念妈妈？但是更多的赵一曼想到了这一路走来，为革命献身的同学们，同志们，富有反抗精神的同胞们，自己做得远远不够，但是也只能就到此而止了，中国的救国道路需要千千万万的中国同胞们共同努力，她对此充满了信心，想到此处，赵一曼更加坦然了，自己只是这千千万万浴血奋战的同胞中的一个，而自己所做的一切，甚至奉献出的生命正是为了像宁儿这样的年轻人能在更加自由的理想之国愉快的生活，死，亦值得了！

赵一曼和宁儿

指导教练：豁亮联系电话：17608451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