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万物皆有梦，人更如此。

我常常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年轻时梦到自己想飞，但是总也飞不起来，跌跌撞撞地在山头、在河道、在树梢上，许多次最后是重重摔到地面。问过医生，说是长身体时，有这种下坠感觉的。

现在年纪大了，梦里却是经常有遨游天空的机会，越过高山、跨过大海。特别是昨天，大概是看了神舟十二号航天员新闻的缘故，我又一次梦见自己在高空见到地球的样子，蓝天白云之上，我见到了地面的万家灯火，看到了繁星与地球上的灯光交相辉映。醒来回味着梦，心想大概是年纪大了，骨质松了，自然能飘然向上。

但毕竟是梦，老辈人讲，梦是反着的。

又有人说：日有所思所见，夜有所梦。

弗洛伊德把梦总结括一种潜意识的表达方式。

梦与梦想关联着呢，这就是说，在潜意识里有着什么，梦中就会发生什么。想想也是，我在许多时候，梦到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多年未见的人，只要他还活着，第二天、第三天就能见着。可见梦和梦想是紧紧相连的。

关于梦、关于梦想，到了今天，有了许多新的研究，创了许多新的理论，也有了许多新的内涵和新的高度。电视台以“梦想”作为栏目，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如《梦想中国》、《追梦》、《梦的声音》、《中国梦想秀》。当前，“中国梦”进入每个中国人的话语体系，成为主流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这是美好的愿景，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祈盼国富民强。

据报载，八十九年前，也曾有一场“中国梦”的诞生。

1932年11月1日，上海《东方杂志》以“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为题，策划了一次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400份。《东方杂志》征求的的问题是：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征梦活动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据统计最终有142人发表了244个梦想，其中有柳亚子、胡适、林语堂、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顾颉刚、周作人、郁达夫、杨杏佛、老舍、张申府等名作家和社会名流。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以“新年特大号”的形式刊发了这些名人的新年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对于第一个问题，《东方杂志》编辑部后来分析 ：大部分的新年梦对未来中国充满了希望，认为未来之中国，将是新锐青年的中国，不是昏庸老朽的中国，将是勤劳大众的中国，不是剥削阶级的中国，总之一句话，前途光明，美梦不远。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在征文中说：“我梦想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人们有合理的自由，同时有工作的义务，物质的享用应当普遍而平等。”

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的梦在当时显得很大胆：“我理想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

柳亚子梦中的“大同世界”是“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女作家谢冰莹梦见的也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郁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没有阶级，不分彼此”，是大多数人对未来中国的向往。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则是五花八门，很有意思。

作家巴金这样写道：“我有一个先生，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假如这就是他的梦想，那么我的也是这个。我也相信个人是和社会分不开的，要全社会得着解放，得着幸福，个人才有自由和幸福之可言。”

胡适的梦特别奇怪，他想要一个监狱，他可以在里面坐十年或十五年的牢，不许见客，没有应酬，在里面可以读书，可以借阅图书，还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每天有人督促进行体育锻炼，或者体力劳动。胡适最后说：“我想，我如果有这样十年或十五年的梦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岂不快哉！”

在“个人生活”的“梦想”中，作家楼适夷的个人梦想是“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长大，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

当然有相当多的人是要美丽的田园生活，“想凭我的智力和劳力到田园中去过活。”“每当皓月悬空，波影散乱的夏夜，划着一叶扁舟，临风驶去，岸旁杨柳拂过我的头，掸过我的肩，蝉声一路相迎，水声在船底低唱，仰着天，双手打着桨，……”

有的人要“买平屋三四间”，“春秋佳日，或函邀异方友朋，遨游本地山水；或赴他乡访旧，领略胜境”。

有的人要“效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到乡村里去，好象诸葛亮的躬耕南阳，做个十足道地的老农，自耕自食。……”有的要“回到山里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有的“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居住，看一点书，种一点蔬菜”。

银行家俞寰澄也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

“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是铁道部次长曾仲鸣的“梦”。

“我和我的夫人在山明水秀的乡村办一个半耕半读的新小学，以度其‘诗一般的人生’。”是教育部科长吴研因的“梦”。

资料上也说鲁迅先生当年受到了邀请，但没有应征。不过他在1933年4月写了一篇《听说梦》算是做了回应。他说：“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又以他惯有的笔调写下：“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

这次梦想征集活动，据《东方杂志》编辑事后统计，发现应征者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一些大城市，其中上海最多，有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广州4人，其他内地城市很少或者没有。

而应征者的性别则出乎人们的预料，男士占了大多数，有138人，女士只有4人，编辑在《读后感》中非常惋惜：“很可惜我们接的女性投寄的梦太少了。我们相信许多太太小姐们都有一些美妙的幻想。至少女子做梦，决不少于男子，这应当是别有原因。或许女子比男子更矜持一些，不愿意把她们的神圣的秘密随便告人，这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当年的应征者，大部分是大学教授、编辑、作家以及新闻记者，都是所谓的“文化贵族”，这些人占了总人数的75%以上。《东方杂志》在发出征梦启事时，颇注意到职业的普遍性，但征求的结果却让他们有点小小的失望。

看来在当时外敌入侵的大背景下，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连做梦的心思和条件都没有。

从“大同世界”梦到这些山水田园梦，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乌托邦情结。

《东方杂志》编辑在《读后感》这样说：“这244个‘梦’，虽然不能代表4.5亿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了。”

这些“新年的梦想”，如冬日的暖阳，给饥寒交迫的人民带来丝丝温情。正如参加者胡愈之先生说的那样：“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然而当年的“梦想”并没有结束“漫长的冬夜”，知识分子们“大同世界”的乌托邦之梦，被稀里哗啦“芦沟桥”的枪炮声击碎。

但个人幸福、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自由梦想永远不可能被击碎。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怀揣着梦想的人们，终于赶走侵略者，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

我以为民国时期的“中国梦想”和现在正追求的“中国梦”有着共同的终极目标：个人幸福、国家繁荣、民族复兴。随着时代进步，现在追求的“中国梦”，思路更清晰、建构更合理、愿景更充实。

让我们一起追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