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9日，一场庄严肃穆的公审大会在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召开，大会公审的是叶坪村村干部谢步升贪污受贿杀人案。公审完毕，谢步升被押往刑场，一声正义的枪声，结束了这个恶贯满盈的生命。



一、 穷娃子当上村干部



谢步升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头脑聪明，鬼点子多，因为家贫没能上学，12岁就去地主家打短工，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让他痛恨地主阶级。但他长大后并没有为穷人谋福利，而是利用他的胆大妄为和精明头脑，纠集了一伙人打家劫舍。


1927年8月，他抢劫了福建人邱某开的布店，把店里的布匹、现洋和院子养的鸡、鸭、猪全都抢走，共计现洋108块，物品价值270块大洋。谢步升临走前威胁邱某，邱某胆敢告发他，他就要邱某的人头。可怜邱某背井离乡，辛辛苦苦开一个布店，被谢步升抢劫一空，又怕去告发，命都保不住，只得含恨回乡。


邱某回乡以前，把谢步升抢劫的物品记在一个本子，交给一个信任的邻居，让邻居把本子保管好，将来遇到清官或为民做主的政府，把这个本子交上去当证据。


谢步升抢劫了邱某的布店毫发无伤，胆子更大。1927年9月，贺龙、叶挺的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有一名军医因生病掉队，走到宁都、瑞金交界处，被谢步升杀害。谢步升抢走了他的两个金戒指、五块大洋和怀表、水壶、毛毯等物品，连他身上的军装都被扒了去。



1929年，谢步升参加了工农暴动队，当上队长。他不是真心想参加革命，而是想混水摸鱼捞好处。当时国民党对苏区重重包围，苏区物资紧缺，谢步升看到有利可图，不辞而别，离开暴动队，与同村富农谢深润往苏区贩卖粮食和食盐，赚取差价。


1930年，苏区掀起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行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谢步升动了心，他让谢深润打理生意，自己回苏区参加打土豪活动。谢步升伪装成进步分子，在打土豪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他办法多，手腕灵活，做事果断，立了不少功。他的狡猾手段蒙蔽了一些党员和干部，他们对他印象不错，觉得他是个可以培养的人才。


谢步升入了党，当上叶坪村苏维埃主席。叶坪村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村苏维埃主席很有权力和人脉。谢步升不改奸商本性，把当干部看成是一个发财机会，在打土豪活动中，他大饱私囊，把查抄来的很多物资搬到自己家中。


在划成分的时候，与谢步升一起做生意的谢深润本来应该划为富农，他贿赂谢步升300块大洋，谢东升不顾别人反对，把谢深润划为中农，谢深润不仅保住了田地，还多分了一块土地和生产工具。乡亲们心中愤愤不平，碍于谢步升的势力，敢怒不敢言。



谢深润为了“报恩”，也为了拉拢谢步升，经常邀请谢步升到他家中吃饭。没想到谢步升饱暖思淫欲，看到谢深润妻子朱秀秀有几分姿色，强行占有朱秀秀。谢深润得知谢步升给自己戴绿帽子，非常气愤，到政府告发他。由于谢步升会拉关系，在一些干部包庇下，他安然无恙，没有得到处罚。


为了长期霸占朱秀秀，苏区肃反的时候，谢步升倒打一耙，诬陷谢深润是个潜藏的反动分子，破坏工农政权，陷害村干部，把谢深润骗到村外杀死。朱秀秀看到丈夫被害的惨状，哭着去质问谢步升。没想到谢步升不念旧情，对朱秀秀拳打脚踢，还把她关了起来。朱秀秀找了个机会逃出来，跑到瑞金县政府为丈夫鸣冤。


二、作恶多端，终受惩罚



朱秀秀到瑞金县政府给丈夫鸣冤时，苏维埃政府正准备着手调查谢步升。


原来朱秀秀来告状以前，已经有人往工农检查部的控告箱里投了一封检举信，揭发谢步升杀害一名掉队军医，偷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出入苏区通行证等罪状。


苏维埃政府成立专案组调查谢步升的情况。这一调查，震惊了所有人，谢步升简直可以说是恶贯满盈。


他不仅强占了谢深润之妻朱秀秀，在去大地主谢益金家查找其私藏的武器时，他看到谢益金的续妻秀色可人，色心大发，当天晚上回到谢益金家，强占了谢益金的妻子。


谢步升在外面拈花惹草，妻子杨氏经常跟他吵闹，他嫌妻子碍事，竟然把妻子卖掉了。


为了尽快调查清楚谢步升的所作所为，专案组找到被谢步升卖掉的妻子杨氏，向她了解谢步升的情况。杨氏因为痛恨谢步升卖掉自己，就把她掌握的情况一古脑做了交待。她说，谢步升担任暴动队长时，把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挑回家中，还把一些衣服和金银首饰包回家中藏起来。他收乡亲们的大米，用大斗收，小斗出，获利270多元。他用自家的小牛换掉两头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他还胆大包天偷出中央政府管理科大印，私打牛条，往白区贩牛，每头牛得大洋3元，共计33元。


专案组感到他的罪行严重，向最高法庭何叔衡做了汇报。何叔衡反映给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邓小平特别召开了一个会议，指示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调查此案，立即逮捕谢步升，尽快把案情整理上报中央裁判部。



一大代表何叔衡
谢步升被关押起来以后，群众拍手称快，他本人却态度蛮横，拒不认罪。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是苏区中央局一位领导，他认为谢步升在打土豪过程中立了功，是有功之臣，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就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


邓小平接到中央局的通知，气得拍着桌子说：


“我们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有的干部就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这叫人民怎样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府？”


“谢步升这样的腐败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待？”



邓小平一面亲自到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罪行，一面让人向苏维埃主席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听了也气愤地说：“腐败分子不清除，苏维埃大旗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拦不了。”


毛泽东指示尽快查清事实，速战速决。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举行公审大会，判处谢步升死刑，没收个人财产。谢步升不服判决，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诉。5月9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法庭审理认为，谢步升罪名成立，维持原判，驳回了谢步升的上诉。


下午三点，谢步升被押往刑场，他再也没有原先的嚣张气焰，像一只瘫了的狗，被红军战士拖到刑场上，一声正义的枪声，结束了这个恶贯满盈的生命。



三、国家是树，百姓是根，腐败分子是树上的蛀虫



谢步升是中央苏区第一个被枪毙的贪官，打响了苏区反腐肃贪第一枪。谢步升被依法处决，大大激发了群众检举揭发腐败行为的积极性，很多贪腐行为被群众揭发出来。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革命队伍里的贪污腐化问题，制定《井冈山反腐败训令》，惩治了一批贪污分子。1928年，红四军某团司务长去买猪，谎称没有带钱，就把猪赶走。军委特地开会研究此事，决定一定要严重这位司务长，不能“高抬贵手”，最后决定把该司务长枪决，以儆效尤。


在湘赣边界，坝上乡苏维埃政府李某伙同秘书贪污公款40元，宁冈乡赤卫队长谢某骚扰土豪女眷，都被撤销职务，公布罪行，依法惩处。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新成立的临时中央政府敏锐地认识到反腐工作迫在眉睫。有些抱着投机心理混进革命队伍里的人，趁着临时政府法制不健全，贪污腐败，铺张浪费，如果不能有效制止腐败，必将丧失民心，丧失战斗力，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不良后果。


毛泽东多次强调反腐工作的重要性，他说：


“共产党的旗帜就是要打倒一切贪官污吏！”


“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当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允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





1932年2月，中央苏区政府开展反腐肃贪活动，在各级政府和各街道路口设立“控告箱”，欢迎群众投控告信，检举揭发贪腐分子。不会写字的可以口头控告或者让各村的“可靠分子”代交控告书。


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保存着一个控告箱，箱子是木制，规格为1616×18×18.5厘米。正面用毛笔写着“控告箱，高兴区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箱体顶部、左侧和右侧用毛笔写着有关规定，外形接近于现在的家用报箱。


不久，毛泽东领衔发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4号训令，号召勤俭节约，减少开支，严惩贪腐分子。1933年12月，毛泽东与项英联合签发《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规定工作人员贪污公款500元以上，处以死刑；500元以下，判处监禁或劳改；挪用公款、玩忽职守、管理不善，存放不妥，造成损失，轻者重罚，重者法办。


训令公布以后，侵吞公款公物大洋2000余元的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贪污公款246.7元、企图携款潜逃投敌的中央总务厅苏大工程处主任左祥云，走私倒卖烟土、贪污公款的胜利县临时县委书记钟圣谅、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都受到了严厉惩处。


为了进一步规范干部队伍，毛泽东将古田会议上确定的12条用人标准引入中央苏区，严把入党、用人关，纯洁干部队伍；搞好制度建设，让制度成为反腐倡廉保障；注重宣传教育，让群众监督政府；运用法律手段，严惩不肖之徒……


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同普通士兵一样穿着破旧衣服，过着俭朴生活，受到群众的好评。



直到全国解放，毛泽东还在提醒党员干部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


谢步升案在今天仍有教育警示意义，国家是树，群众是根，腐败分子是树上的蛀虫。与腐败分子做斗争任重道远，任何时刻都不能掉以轻心，只有及时消灭蛀虫，大树才会根深叶茂。



参考资料：
中央苏区反腐肃贪的第一枪
苏区反腐第一枪——公审处决谢步陞
百科：谢步升贪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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