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权谋心理
最近几年，市场上多了很多中国古代传授帝王术和驭人术的奇书：《鬼谷子》、《韩非子》、《战国策》等等，我通读了一遍，也算是了解了现代中国人追求权力的内幕，权谋往往会诱发人的不良品质，如阴谋、欺诈、耍手腕……从而导致人心叵测，使人际沟通产生许多隔膜和纠葛，无谓地耗费大量精力。李斯年轻时非常的有悟性：身为小吏的他，看到“吏厕”中有鼠“食不洁”，见狗则惶惶然；看到粮仓中老鼠“食积粟”，住大房子，人来人往，从容不迫，竟顿时产生了关于人生的深刻感悟——“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就是说人有才无才、有能耐没能耐就看你所处的地位，只要地位高，那么起点就高，如果地位低，那么只能受人欺辱宰杀。李斯不愧是个有思想有抱负有行动家，悟出人生真谛之后，立马跟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李斯以敏锐的眼光发现，自己的国家势单力薄，作为个人留在国内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七国之中，只有秦国是一只潜力大牛股，于是弃楚而奔秦。做了吕不韦的门客，又当上了客卿，一步步位极人臣，当上了大秦帝国的第一任丞相，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点。我们开头讲述的小段子，其实就是中国人性格的高度概括——仓鼠固然一时从容富贵，但依附性极强。因为仓库主人会换的，不同的仓库主人对仓鼠的态度必然是不同的，容之，则仓鼠继续占有和享用资源；不容，则仓鼠或果猫腹或被驱逐还原成厕鼠。权谋与机变者的下场大抵如此，这也是中国政治中各类政客的宿命。探究李斯的获罪经过，我们不能不对人性的凶险邪恶叹为观止，李斯、赵高帮助二世皇帝设计害死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按理说，赵高、李斯、胡亥至此已成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共同体，应该相互扶持，互帮互助才对啊，但是睡塌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赵高害死众公子和众权臣的后立马便开始算计李斯了，赵高先将二世皇帝与李斯从时空上隔绝，然后利用陈胜吴广起义导致三川乱局造谣生事，因为那里正是李斯长子李由的辖区。李斯为了自保，不得不进一步出卖良心和尊严，极力阿附秦二世骄奢淫逸之好，使二世与赵高的关系日亲。赵高是那时的法学专家，也是权谋专家，是一个比李斯更加健硕的“仓鼠”，在与李斯的角逐中处处占据上风，为了置李斯于死地，他用种种手段逼着李斯向二世上书，而给自己一步一步孤立李斯，最后用严刑逼供和弄虚作假“莫须有”的手法，把李斯父子谋反治成铁案，让这李斯父子身首异处。赵高说：“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意思是奴役别人和被别人奴役，管制别人和被别人管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充满权力欲的脑袋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奴役别人就是被别人奴役，没有第三种关系,赵高为了追逐权力达到了变态的程度。李斯毕竟是与赵高不同的，李斯的路子有时虽然下作，但总体来讲做人还是比较符合常理的，他那些对原则的让步行为，基本上出于自保或自肥，他至死也似乎没有丢掉对秦王朝的忠心。而赵高则显得十二万分的丧心病狂和令人费解：将胡亥弄上台，他对秦二世的潜在竞争者赶尽杀绝，对同谋者、位高权重者赶尽杀绝，对过去有嫌隙的人赶尽杀绝。他教唆胡亥骄奢淫逸，他劝说李斯党同伐异，似乎只是为了享受毁灭别人和家国带给他的乐趣，毫无逻辑可言。追溯赵高的经历，我们似乎能够找到形成他这种变态心理的原因。《史记·蒙恬列传》记载：“赵高少时地位卑贱，经常受到别人的歧视，那么必有性格缺陷，要么自轻自贱，隐忍苟活，要么嫉贤妒能，隐忍待机，一朝得权，必要报复曾经侮辱过他的人。在权力圈中沉浮，深知无权者的悲哀和有权者的跋扈，故必欲“臣人”。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对所有人而言已经够困难的了，对赵高而言，则是难上加难。他所有的唯一资本是学问和权谋，故必用权谋阿人或害人，所以做了主子的奴才总是比原先的主子凶残百倍。赵高害死李斯之后，又害死胡亥，足足过了几天号令天下的瘾，便被其扶上台的子婴伙同宦官韩谈灭了，李斯和赵高的悲剧印证了鲁迅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亦有效，但不长久。”
读古书时，我常常想，官场险恶，百倍于民间，宫廷险恶，百倍于官场，为什么代代中国人对权力乐此不疲呢？想来想去，似乎有了点儿眉目：在中国，权力自古以来似乎意味着对别人的奴役，而奴役别人，是人类心中最隐秘最狂妄最难以克制的恶念，这种恶念随着权力的做大而越发膨胀，指望权力者自律，实在是愚不可及的。所以，现代政治学中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怎样关？只有民主。李斯死前终于明白人生中还有一种比较坦然的东西：平常人的生活；而赵高，则恐怕至死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惜，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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